ZT中国外派官员新模式 副厅级干部进入美政府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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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条旗旁的红色干部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这都是一幅饶有意味的图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副厅级干部，在省委组织部安排下，进入美利坚合众国两个州的州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省商务厅副厅长成为州经济发展厅的厅长助理，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成为州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委员助理，省知识产权局助理巡视员成为州小企业发展中心的主任助理，省农业厅总农艺师和省农机局副局长则成为州农业厅的厅长助理。

根据四川省和美国方面达成的协议，刘欣、刘铁、肖军、赵世勇和罗晓东等5名中国官员，从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分别在美国佐治亚州和明尼苏达州接受理论培训，并进入州政府部门“顶岗实习”。

中方所称“顶岗实习”，美方则称为“Job－shadow”，即“影子工作”。中国官员担任助理职务，像影子一样全程跟随厅长（委员、主任）参与各项工作，近距离体验美国政府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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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会议说起

归国后，5名“影子”成为四川政坛关注的对象。7月14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在成都举行“四川省中青年干部赴美岗位实习情况报告会”，5人分别向参加会议的200余名省级各部门干部，讲述了“深入美国考察美国，跳出中国思考中国”的经历和感受。

报告会结束前，按照惯例，主持会议的领导应将5人的报告总结一番。但这次，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的总结却言简意赅：刚才赵世勇同志说到了我们会议作风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改变一下。他们5位同志讲的，我都同意，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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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勇是四川省农业厅总农艺师，此次顶岗实习中担任明尼苏达州农业厅厅长助理。进入美国州政府之前，他本以为这里会议应该很少。然而他和厅长金·豪格森及副厅长佩里一起工作，“很多时间都是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中度过的”。厅长一天最多开过5次会。

在赵世勇的印象中，每次会议效率都相当高：没有长篇大论，直奔核心问题，很少有大而无当的总结。

一次，副厅长佩里主持会议，研究提高本州养猪场空气质量问题。类似会议，赵世勇在国内也开过不少次。“至少得开半天吧。”他肯定地说。在国内，这样的会，往往先由主持者报告这一问题的宏观背景，再由相关部门汇报情况，然后是与会代表发言。最后，“我得作‘关键性’的总结”。

但佩里主持的会，仅用了半个小时。资源环境管理处处长先介绍本州养猪场空气质量现状和州议员、基层政府对此的看法，以及如何争取州议会经费支持等，然后与会专家发言。发言完毕，佩里说了两句感谢话。散会。

会后，赵世勇不解地问佩里：“为什么你不对会议作总结？”佩里回答：“既然我是负责此事的行政首长，对许多问题，在会前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开会只是验证我的看法是否正确而已。如果大家的看法与我一致，我就没必要再重复了。当然，如果见解不同，我们也会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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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勇也曾为厅长金·豪格森起草过会议发言稿。这位厅长明确要求，不要超过5页纸。

经历这样的会议多了，赵世勇开始反思以前包括自己在内习以为常的会议：相当程度上被套话、大话所充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很好的思路，中央领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下面各级本应该领会后具体部署实施。可一级套一级的会，总要再把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拿来重复地讲，形成很滑稽的一个局面：中央领导讲，乡里面一个农机员也要讲。”

美国不同。他说：“美国的很多事情，总体精神上，法律已经规定了；实施方案上，议会已经详尽讨论过了；至于平时的行政会议，就是具体落实，你去做就行了嘛，没那么多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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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勇在回国后的报告会上直言不讳说起了这种感触。让他高兴的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马上就采纳了”。

眼下，赵世勇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一种新的会风。接受记者采访的次日上午，他要主持一个关于农民工培训问题的会。他给将在会上发言的一位副厅长看讲稿，直接从20多页删到了7页。“不用再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了，都搞了这么多年，有多重要，谁还不知道吗？”

要照以往，这个会怎么也得开半天。这次，“我明确告诉他们了，就安排在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开完。”赵世勇断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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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会议，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刘铁也感触颇深。他“挂职”佐治亚州公共服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佐治亚州对燃气、电力、通讯等公共事业进行强制管理的机构，有5个选举产生的委员，刘铁担任其中一个委员的助理。

刘铁也感到“美国会不少”，但大多是例会。“不像我们，动不动就临时通知有个会”。会议的效率很高，且时间严格固定。他常能见到从10时到11时10分、从11时30分到12时10分这样精确的会议安排。会前，要列出需要讨论事宜的清单，会议中完成一项就划掉一项。

刘铁“上岗”是从参加委员会的一次行政委员会议开始的。轮值主席没有任何开场套话，直接说，今天有哪几项议题。然后燃气部门开始发言，说目前有3家公司申请市场准入，第一家、第二家缺什么，让他们补了，第三家怀疑其资质有问题，正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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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毕，委员们都没接话，这让刘铁多少有点儿不习惯。根据他在国内当公务员的经验，汇报完工作，领导总要讲几句。“比如第三家资质有问题，领导总得说一句‘哦，那你们一定要严格把好关啊，不能随便批’一类的话。其实，人家那个部门的工作就是监管，不需要你说，他们也会按照规章把关。”刘铁说着，边笑边摇头，“咱们的领导总要指示几句，好显示是他在‘管’你。”

接下来另一个部门汇报，也是直奔主题。而在刘铁所熟悉的情境里，接着汇报的人一定会先“兜”几句，诸如“刚才某某同志说到了什么什么，我是深有同感啊……”然后才会进入正题，汇报本部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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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刘欣在佐治亚州经济发展厅厅长助理任上，也碰到过纳闷的事。美国禽蛋协会在佐治亚州举办了一场大型博览会，该州经济发展厅协办。开幕式上，厅长、副厅长都没出席，而是由一名直接负责此事的普通职员代表经济发展厅发言。

刘欣在台下百思不得其解：按说挺重要的场合，你还不至少来个副厅级？这要搁我们那儿，绝对说你不重视双方的合作嘛。这关系，以后可就难处了。

后来他才弄明白，美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本方主办，厅长当然会出席。而既然是协办，就只应做协助的事，派直接经手此事的职员发言，最熟悉情况，也最得体。对方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丝毫不会认为受到了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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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刘欣是在直通他办公室的小会客室里。正说到这纳闷事，有人进到他的办公室，把他请过去。记者依稀听见，是让他准备下周到某市参加一个会议，而他颇有些为难地说：“可我主要是管外贸啊。”似乎他被安排出席的这个会议，与他的本职工作关系并不大，只是必须得有一名“副厅级”出席，轮到了他头上。

返回来，刘欣若有所感地说起迎来送往的“东方文化”。他所在商务厅面临的实情是，但凡遇到大型一点儿的会议，“必定全厅动员”。诸如到机场车站接送一类的事情，“每辆车上得有一个本厅的人吧”。否则，“人家就会说了，你不重视”。

但他在美国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样子：政府会议大多包给中介机构，政府工作人员很少参与会议的服务性工作。“所以啊，人家这儿就轻松了一大块儿，不会像我们的公务员整天这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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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历史说起

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次农业博览会上，当地《中西部论坛报》记者采访了“顶岗”担任州农业厅厅长助理的四川省农机局副局长罗晓东。次日，这家报纸在头版刊出题为《中国访问者寻找他的国家农业的未来》的报道。

假如去掉标题中的“农业”二字，该报道的标题，与100年前欧洲一份报纸报道中国“出洋考察”先行者的标题，如出一辙。

1906年2月25日，德国著名汉学家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文中不仅介绍了清廷出洋考察大臣的情况，还全文翻译了光绪皇帝派大臣赴西洋东洋考察政治的上谕。该文特别强调：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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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晚清历史上影响颇广的大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也许只是时间上的巧合。100年后，同样是5名中国官员来到美国，学习行政运作。只不过，那次是中央大臣，着重考察美国议院；而这次是地方干部，直接体察州级政府行政。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最终收效甚微。后来的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也终将难撑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屋宇。

而当下，5名四川官员赴美顶岗实习，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有了更为丰厚的知识储藏和更为充分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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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1961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在四川省社科院工作9年，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后担任眉山县科技副县长、眉山市外经贸局局长。2002年参加全省公选，被录用为省商务厅副厅长。1992年，他曾赴美做访问学者。2002年，他参加干部培训在美国学习3个月。

刘铁，1965年出生，1989年从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政府工作。2002年全年在香港地铁公司顶岗工作。

肖军，未能采访到。

赵世勇，1967年出生，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农业厅，2003年获得四川农业大学博士学位，现出任总农艺师。他曾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培训和工作。

罗晓东，1971年出生，重庆大学电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德阳市东方锅炉厂，后担任团德阳市委书记。2002年参加全省公选，被录用为省农机局副局长。同年，他参加干部培训在美国学习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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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番他们出国“顶岗实习”并非没有压力。临行前，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网上曾出现过不少质疑声：“借口而已，政治和法律体系都不相同，国情更不一样，能借回什么呢？”“真正把家门口的事整理好了，民心定了……就不错了。”“晕！为了出国玩玩，什么办法也想得出，真是服了U！”

大半年过去了，如今5人已完成在美国的顶岗实习回到国内，刘铁却还记得当时网上的质疑。他仍旧有些无奈地摇着头对记者说：“没办法，网络就是这样的嘛。”他承认，各界的评论给他们造成了一些压力，不过这种压力也促使他们在实习过程中进行更深入的比较和思考，以求确有实效。

刘铁坦率地告诉记者，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类似中国“官场”的感觉。他很欣赏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句惯用表达：“Imworkingfor”政府，或者“Imworkingfor”某某部门（我为政府工作，我为某某部门工作）。“中国的公务员体制，强调编制和级别，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其中包含着一种权力本位意识——我是某一级的官，我在行使权力。这样就会形成‘官场’，形成各种所谓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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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同行相比，美国人更多地将自己政府官员的角色看作一个工作岗位，政府雇佣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我只需要也只能按照法律对这个岗位的描述来工作。虽然美国公职人员的稳定性也要比其他行业高，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只是一种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公司里的一个岗位区别不大。

一次，赵世勇随明尼苏达州农业厅厅长参加一个生物技术方面的会议。他们去晚了，厅长一进会场就“自觉”地站到角落里，会议继续，并没有农业厅的下属来为领导张罗座位。轮到厅长发言，他从角落里走上台，讲完后又回到了角落。

这让赵世勇心生感慨：“这要在国内，人家领导是有级别的啊，无论什么时候，总得在主席台中央给安排个位置吧。”

更让他诧异的是，农业厅厅长和市场处处长一同出差考察，各订各的宾馆，各打理各的事情。“处长根本不管厅长”。后来赵世勇逐渐理解了“人家这下属是怎么当的”：你是雇佣我的上级，“I’mworkingfor you”，那我把职责范围以内的工作干好就是对你最大的负责。至于鞍前马后的事，并不是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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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约说起

通过半年的顶岗实习，美国政府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在5名中国官员眼前。

罗晓东细致考察了美国政府的机构设置。以州农业厅为例，它没有上级部门，联邦农业部并没有管辖州农业厅的权力；也没有基层单位，只有类似于片区检察员这样的基层雇员。“所以，这里从没有应付上级工作检查一说。”罗晓东说着，大约想起本单位的忙活事儿，自己先乐了。

他为理解美国政府内人员安排所找到的钥匙是预算：政府向议会提交预算，说明要做哪些事，需要多少钱。议会批准后，政府就根据有多少预算来决定设哪些岗，雇多少人。罗晓东将此概括为“以事定财，以财定人”。而他所熟悉的国内公务员体制，则正好相反，是“因人设岗”，定岗后，有多少人拨多少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