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转贴]

hphaijun

文章提交者：暗云中的闪电 加帖在 猫眼看人 2006-6-2-10:27:07


　　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第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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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论

　　第一章、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本质上却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第二章、美国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征，是基督教理念的实践。并非真正的世俗化

　　第三章、美国的外交，是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外交。

　　第四章、美国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基督新教。

　　第五章、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世俗化基督教文明国家与未世俗化基督教国家的区别

　　第六章、小布什主义使美国的基督教理念外交达到新的高度。

　　第七章、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节

　　第八章、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序论

　　学过外交学的人都知道，外交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国家利益。

　　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在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

　　这个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一直被讲述外交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们奉为圭皋.。

　　这个理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可以说非常形象与深刻地讲明了国家外交的目的与实质。它尤其是适用于世俗化国家。所谓世俗化国家，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已摆脱宗教的控制的国家，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读解这些国家的外交，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外交的来龙去脉、明白其目的与实质。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宗教从来没能够起到过统治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作用，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着利益原则。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实例，是三十年前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并且不顾盟主美国的反对而与中国建交。

　　三十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以及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的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建交，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一直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作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在联合国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人交往时也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偏重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的外交，其行动取向深受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若干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尤其是宗教国家，作为极端外交行为的战争，这些国家的进行的战争往往不是争夺领土或资源等逐利性战争，而是宗教战争。

　　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美国人的外交，其实也一直是偏重意识形态的外交。

　　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与一般世俗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意识形态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一直把人权的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美国人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甚至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会晤中也非常认真不做作地提出人权问题。在最近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似乎解除北朝鲜核威胁这种现实利益与北朝鲜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国民同样紧迫同样重要。

　　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美国挑起“颜*色*革*命”，旨在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美国还将宗教自由当作它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1998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宣称美国政府把“宗教自由当作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苏丹政府被美国认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制裁苏丹几十年。当布什听说在北朝鲜存在着迫害基督徒现象时，不顾外交影响，对记者脱口而出“我极其讨厌金正日”。

　　再往以前看，就会发现，不仅是现在，就是在以前美国的外交也是以意识形态为目标，而不遵循利益伦原则。比如说，二次大战美国的参战，就不是一个利益论能够理清的行为。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二战前完全可以依照十八世纪以来盛行的帝国主义逻辑，依据自己的实力，与当时占上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来共同瓜分世界，当时的德日两国出于对美国国力的畏惧也有这个企图，因此多次向美国示好。但美国还是站在了民主主义这一边，参与了针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从利益考量来讲，美国对二战的参与方式不是一个很经济的、符合利益原则的行为。

　　这种人权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权利外交从利益论角度来看很不明智。

　　首先，从利益论来讲，别的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其次，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人权状况以及民主与否一直是美国对外交往中衡量敌友的一个标准，是美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要价。

　　事实上，美国因为坚持人权外交，并且因为经常将经济制裁当作实现人权外交的一个手段，结果自己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在制裁苏丹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禁止企业参与石油管道铺设等项目，美国的财团也失去了相应的市场。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在与中国的几次人权外交的较量中，都曾以经济制裁来要挟中国。但经济制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对华的经济制裁虽然意味着中国众多的企业失去了美国市场，但也意味着众多的美国企业将被排斥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之外。

　　为什么美国的外交偏重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

　　作为世俗化国家的学者，我国的研究者们也喜欢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说，在全球实现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说法是一种自虐式的说法，难道民主不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单从利益指向而言，民主国家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不发生冲突，独裁国家也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一定发生冲突。实际上，是因为二战后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实力充当了民主国家的盟主，并对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与利益的进行了统合，才使民主国家之间得以维持太平，避免了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根本的利益冲突。帝国主义时期的列强之间的冲突，有时也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论者还解释说，美国人的人权外交实际是人权大棒，专门打向美国的敌对国，也是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手段。其实这样解释不符合实际，美国也同样指责盟国如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权的不完善，并操纵人权机构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促进该国人权改善并对该国及周边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监视。比如，自八十年代起，就有许多菲律宾女郎或主动或被人骗去日本卖春，这些女郎固然为自己挣得了一些养家糊口的好处，但基本人权也遭到了蹂躏，有的人直接变成了黑社恶会组织控制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性奴隶。为制止这种现象，美国政府和人权机构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日本政府将每年给这些女郎颁发的签证由每年8万个降低到8千个，从而使菲律宾卖春女郎大为减少，这个贫穷国家少女的人权获得了保护。美国对盟国也施以人权压力的例子很多，说明人权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实际上，要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起源于英国的清教徒派的思想。

　　美国的外交深受其社会性质以及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美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的行为方式又深深地受着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因此之故，美国人的外交经常表现为基督教理念所左右的、旨在实现基督教理念的宗教色彩强烈的外交。在基督教保守势力强大或总统本人基督教信仰虔诚的时候，美国的外交指向往往是直接的宗教目标。

　　具体来说就是：

　　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两百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

　　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总统执政时期，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传播行为所取代。

　　促使美国采取这样对外政策的，是美国人的由来于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识，起源于基督新教教徒的救世主义态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的宗教信念，比如后千禧年思想等等，它们又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美国的外交实质，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实质及走向。政府才知道怎样才能与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大国打好交道，我们的国人才知道怎样与美国人相处。

　　这本小册子，将说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如何起源于基督新教的，说明基督新教是如何构成美国的国家本质、以及如何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实质的，并且从美国作为基督新教国家的这一本质出发，结合现在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观点和看法，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做一个预测。

hphaijun

第一章、美国是一个表面上看来很世俗化，但实质上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我知道，上帝喜欢你们”——毛*泽*东与布什大使的谈话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

　　一、美国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国家

　　一般人在看待美国时，都把它看作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所谓的世俗化，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心理上已经摆脱了宗教影响或束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

　　1，政治与宗教的分离。

　　政府不得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不得受宗教的影响。表现在立

　　法上，就是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偏袒或迫害任何一种合法的宗教，公务人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等等。

　　2，公民的绝对的信仰自由。

　　政府不得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

　　3，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的束缚。

　　比如人们生活追求奢侈豪华、追物质利益等等。

　　从表面上看起来，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确实有以上的特征。

　　在美国，尽管有一些宗教团体仍然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甚至对美国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清教徒思想也有政教合一的倾向。但是，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上，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从立国以来就是如此。

　　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设定某种宗教为国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员无论有怎样的狂热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不能以公职身份对某种宗教做出评论；公务员的宗教活动只能以私人身份，并且是在公务时间之外。这体现着政教分离的原则。

　　美国的这种特点与日本形成了对比。在日本，首相经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法院都裁定为不违法（近期日本终于有法院裁定小泉的公职参拜属于违宪行为），这实际上不符合政教分离精神。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违背了近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如果以个人身份，就只能说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

　　在美国，无论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某种新兴宗教的信仰者等等，国家都保护你不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民间的宗教迫害。这体现着信仰自由的原则。

　　美国每年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宗教出现，一些在本国受到取缔的邪教往往最后跑到美国去寻求庇护和发展，这是因为宗教自由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而美国国家与社会普遍尊重这种权利的缘故。美国对一些邪教的镇压，理由也只能是他们违背了具体的世俗的法律，如果不构成违法，即便是其有许多违背公德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政府只有听之任之，奈何不得。

　　美国人狂热地追求财富，追求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也让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国家。

　　美国主流人群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豪奢，生活的富裕也让别国百姓羡慕向往。中产阶级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导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潮流，并不断地将消费推向一个新的高水平。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可以与过去皇室贵族的气派相比拟。

　　美国人崇尚经济成功。美国式的英雄是白手起家一代聚集亿万财富的英雄，而不是靠祖传财富生活的富人。比尔?盖茨的财富总和并不一定是美国首富，但他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了巨大财富，所以成了是美国文化中的英雄的代表。

　　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崇尚，以及对奢侈的物质的毫无愧疚的享受，似乎是只有在极端世俗化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一般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或宗教性国家都鄙视物质享受，或者将追求物质当作是罪恶。社会主义初期的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人，以及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们都将追求物质享受当作是恶行，早期的欧洲清教徒的行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禁欲主义，天主教徒则将禁欲刻苦修行甚至对自身的摧残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美国人的物欲主义态度似乎与这些宗教精神相背悖，只有世俗化到拜金主义盛行的国家才会出现与美国相类似的物质主义态度。

　　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对物质的追求等等，使得一般人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美国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已经衰落，基督教在美国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由来于基督教文明的生活习惯，有些宗教活动，如各种基督教节日的等等甚至在美国已经演化为娱乐。

　　二、但实质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但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被美国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和国家的实质。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

　　依据美国盖洛普的调查，在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其中，86%为基督徒，基督教徒中，60%的人为新教徒，28%的人为天主教徒，10%为东正教。其余信仰犹太教或伊斯兰教。成年人中，70%的人从属某个教堂。

　　这几个反映国民信教程度的数据，美国在全世界主要国家居最高。其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占绝对的优势，其主体又为新教。

　　据△△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化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数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数则为52亿人，比看比赛的总人次多出13倍；1992年捐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而棒球、橄榄球、篮球三大联赛的总收入只为40亿美元，两者相差14倍。

　　同样，在参加社会组织方面，据美国学者罗伯特伍斯诺（RobertWuthnow）的调查，在上个世纪末，由2/3的美国人从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只有1/5的人从属于工会或商会。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GODWE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这些做法，在世俗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已经很少见，可能全世界内也就独美国一份，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

　　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所谓的“WASP”人群，他们在今天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体现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谓的“WASP”人群，也就是既具有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血统（White、Anglo-saxon），又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人群。在这里，清教徒信仰或路德宗信仰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许多华人在美国生活数辈，经济上也颇为成功，但也经常有种是边缘人的感觉，感觉没有融入其主流人群和文化，其原因，就是美国的主流仍然由WASP在把持着。

　　美国自建国以来，总统的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美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业绩的总统几乎都同时都以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著称，其中，有些总统因基督教信仰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第一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在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且在正式誓词之外，另外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历届总统都向《圣经》宣誓，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命令所有军官把向士兵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并于1776年7月开始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自此以后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士兵作战前祷告并在军队中配备牧师的习惯。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Adams)是第一位迁入白宫居住的总统，他曾经志愿做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牧师，为此进了哈佛大学专修神学。在总统府迁入白宫后，亚当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祷词：“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这个祷告词至今刻在白宫的餐厅上。

　　亚伯拉罕林肯结束了美国的黑奴制度，统一了美国。他作祷告时都是站着祷告的，他发表的众多演讲也听起来就像宣教士在教堂中布道。比如，当他的牧师让他祷告，祈求主站在联邦军队一边时，他回答说，“我更愿意祷告，让我的军队站在主的一边。”正是林肯，于1863年末签署感恩节公告(ThanksgivingProclamation)，使一个早期清教徒创造的庆典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永久性节日。

　　詹姆威廉麦金利(WilliamMcKinley)曾经发动了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将美国的国土延伸到了中国门口。麦金利是卫理公会教友，他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麦金利也是位被刺杀的总统，在遇刺中弹后，要求善待刺客，临终前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成就”。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绰号“强人基督徒”(muscularChristian)。因为在他的信念中，更倾向于“因行为称义”的教义，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他说：“我相信《雅各书》，基督徒不能只单单听道，而且要行道”。罗斯福坚持去归正会教堂(ReformedChurch)做礼拜。在罗斯福时代，美国铺设了贯通大西洋底的海底电缆，并着手始建设苏伊士运河。罗斯福也是美国总统中的少有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是长老会信徒，他多次表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庇佑的美国负有全球性使命。这种使命感使他在政期间提出著名的“威尔逊十四条”，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第一次获得明白的表达。也同样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联盟，即联合国的前身。

　　哈里杜鲁门（HarryTruman）是个浸礼会(Baptist)信徒。杜鲁门在1952年签署了设立全国祈祷日的国会联合决议案。杜鲁门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祈祷文。它的开头是：“全能永恒的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帮我为人正义，帮我思考正义的事，帮我采取正义的行动，就因为是正义的。让我在诸事中真诚、诚实和正直。”在杜鲁们时代，美国开始了东京轰炸，向日本投放了原子弹，签署了波茨坦宣言，创立了大西洋公约组织。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不仅被称为“冷战英雄”，而且确确实实是二战英雄，是二战时期盟军总司令。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要求美国开始在《效忠誓言》中加上“美国归上帝主宰”的字样，在货币上印上“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

　　吉米卡特(JimmyCarter)是南方浸礼会教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基督教复兴运动“耶稣运动”将卡特推上总统宝座。卡特的信仰非常虔诚，在首都华盛顿期间，卡特经常到浸礼会教堂的主日学校传道，在官方的招待会上卡也是滴酒不沾，因此被送个绰号叫作“教堂执事”(Deacon)。为了回应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卡特执政期间，将人权宣布为美国外交的基石，以后，美国的外交就一直秉承着这个路线。

　　卡特之后的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以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著称。里根说，“我始终坚信凡事都有某种神意的安排”，“除了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我解释不清楚我是怎么当选为总统”。里根极为认同基督教保守派福音派教义，里根在位期间表现出来的坚决的反共态度有赖于他的福音派信仰。现在，里根因为搞垮了苏联和启动了八十年代的世界的民主化潮流，而被基督教保守派认为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

　　乔治布什(GeorgeHWBush)在位期间经常邀请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到白宫祈祷，并作小布什的宗教导师。葛培理自卡特时代起就是白宫的宗教导师，与布什家族一致关系密切。老布什时代，美国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

　　1993年上任的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是南方浸礼会的信徒，这位以口才著称的总统同样熟知《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可以自如地运用基督教福音派的言辞。

　　现在的小布什则同样代表了美国的基督教保守势力，这些势力支持他发动两场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并且能两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无疑改变了世界。

　　这些总统，在近十多年举行几次关于最有影响的十位美国总统的评选中，都曾当选过。

　　在美国，在多数情况下，总统的竞选者必须强调自己的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这样才会有广泛的选民基础。因为作为总统，必须首先要满足选民的信仰诉求。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的皮尤研究基金会(PewResearchFoundation)就选民的态度与总统竞选者宗教信仰的关系作了个调查，结果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仅仅在近几十年，美国就有至少三位总统是因其强烈的基督教新徒形象而登堂了总统的宝座，他们是卡特、里根和现代的布什。布什因为从基督教保守派获得的强烈的支持以及往日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以至于有人认为他在利用美国的宗教热情。老布什就此不得不出来辩解，说“你们面前的男人，至少将《圣经》读了四遍”。关于布什，在下面将详述。在美国，由于新教徒信仰的影响，天主教出身的人很难成为总统，在历史上，只有肯尼迪一人是天主教家庭出身，而那也是在美国社会受世俗化影响强烈的时期，此前此后，都没有过天主教出身的总统。

　　美国的政党也深受宗教的影响。

　　美国基督教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者主张，《圣经》仅仅是上帝给人提示的信仰的模型，《圣经》讲述的事情细节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和科学，解读《圣经》，只要把握其信仰的精髓就可以，只有这样，才能面对现代科学对《圣经》的挑战。保守主义则主张《圣经》是绝对无缪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科学和考古的发展只能证明《圣经》的无缪性，而不是相反，所以，应该百分之百地相信《圣经》。

　　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大小布什等总统都隶属于这个政党。共和党的主要支持来自于福音派人群，福音派领袖葛培理（BILLYGRAIHAM）自卡特时代起，就是白宫的座上客，影响着白宫的政策形成。福音派坚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坚持用《圣经》的教义来指导社会生活，《圣经》的标准直接成了他们对世俗事务的判断标准。共和党的社会政策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诉求，共和党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进化论，基本上反映了基督教保守派的价值标准。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出于基督教保守派的见解，建议美国的小学课堂应该讲述《圣经》的“创世说”，不能只讲“进化论”，现在，在讲述“进化论”的学校里，类似于创世说的“设计论”也成了必讲课程。而福音派则主张，应该将进化论驱逐出学校。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有的学校因为讲了进化论，而遭到学生家长的起诉。

　　共和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坛，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基督教保守势力逐步扩张的缘故。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产生了脱宗教化倾向，如嬉皮士流行、同性恋泛滥、等等，造成了美国宗教保守派的不满，掀起了“耶稣运动”，主张美国应该回归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自此之后，基督教保守派势力日益壮大。

　　现在，仅保守派中的福音派，就占美国成人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是共和党的主要选票来源，是共和党能够六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坛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要想象福音派人士外表都是些拘泥、不苟言笑、好斗的卫道士的面孔，在平常往日，他们也是极其平凡普通，友好和蔼的美国人，但一触及《圣经》，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严厉不苟和反世俗的的态度。

　　美国的另一大政党民主党也是一个深受宗教左右的政党。民主党在诞生之初，主要依靠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保留了天主教传统的新教信徒的支持，支持民主党的新教徒主要包括来自英国的高教教派以及德裔路德宗等等，以后，非新教移民如亚裔美裔非裔移民等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民主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最近，都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政党，主张多元主义和道德包容。在宗教上，它不拘泥于严厉的宗教教义，在政治上，对堕胎、移民、妇女民权、黑人民权等问题相对宽容。民主党约翰逊总统在上世纪六十年签署了一系列民权法律，对妇女黑人的权利的或得起了很大作用，成为他当政的最主要的功绩。

　　民主党一直是与共和党相抗衡的政党，但是，民主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执行了脱基督教化的政策，如容许堕胎，容忍同性恋等等，并且在越南战场上遭到失败，因此丧失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从此衰落。在六十年代后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民主党执政时期仅为十二年。

　　在近几十年，民主党为赢得政权，不得不回应美国社会的宗教的复兴和更加的宗教化倾向，开始向基督教保守派靠近，逐渐成为一个与共和党有什么差别的政党。美国政治家乔治?华莱士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还没有一美角那么大”。民主党总统卡特开始的人权外交，似乎更合乎共和党的口味。民主党执政的十二年中，有四年是由靠基督教信仰而著称的卡特挣来的。民主党克林顿总统为赢得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曾多次造访福音派总部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NationalAssociationofEvangelicals)，与副会长里奇奇齐克(RichCizik)合影八次。克林顿将福音书背诵得非常流畅，并在演讲中大量引用。在其当任期间，克林顿的人权外交比共和党前任老布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同属基督教保守派的英国的布莱尔首相的国际政策几乎是言听计从。关于这几点，留待下面详述。

　　关于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其《美国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

　　美国的政治学者海茨克(Hertzke)也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

　　在许多历史时期，美国的宗教性几乎使得其政治都成为神权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

　　美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产生于新教论理的新教资本主义经济，起源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后的路德主义和卡尔文主义把世俗的工作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把经济的成功当作蒙上帝祝福的表征，把财富当作被上帝拣选的标志，当作荣耀上帝的手段，教导信徒拼命追求世俗工作的成功和强大的财力，因此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美国的经济起源于新教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并一直延续着这种新教资本主义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二章详述。

　　美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就是基督教伦理。

　　美国建国之前，如前所述，就是一个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因此，新教伦理就是美洲地区道德的内容。建国以后，国家的管理者把基督教当作国家的立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华盛顿在其卸任演说中，提出了国民的道德离不开宗教支持的思想，他说：“我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华盛顿的这个思想一直为后代的继任者所追捧

　　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追随华盛顿的提法，把基督教当作维持美国自由体制的根基，他曾经写道：“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于维持自由体制。”“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订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美国的法律只能约束住相信基督教的人们。

　　第三任总统杰佛逊说：“我没见过比基督教更好的道德”。为使基督教在非基督徒国民中也引起共鸣，以有助国民的道德建设，杰佛逊自己编著了一部《杰佛逊圣经》，删去了关于耶稣的神迹的故事。因为他担心神迹的部分会引起社会非基督徒对基督教说教的抵抗。

　　因此，在美国，长期以来，道德伦理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内容产生于基督教。美国学者乔治?马斯登曾描述了美国人怎样被灌输基督教道德。他说，“美国的文明很大程度是由一系列新教价值观组成的，孩子自幼就被教义按规则来做游戏，每个人都知道十诫、劳动的价值、及德有所报。”“很长一段时间公立学校的孩子学了许多训诫，包括尊重感恩节、上帝的善、宗教是社会唯一基础、正当者永不被抛弃、祈祷的时刻、工作、没有主就没有卓越、幸福的特征、播种与收获、我母亲的《圣经》、《圣经》是最好的经典等观念”

　　美国的世俗化的人认为，基督教讲的是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因此，守了道德就是基督徒，杰佛逊在发行删去了神迹的《圣经》的时候说：“在这种意义上，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美国的基督教徒则认为，基督教讲的不是道德伦理，讲的是神本主义，但道德来源于基督教，只有神才能让人有善行。

　　但无论怎样理解道德，美国的道德都离不开基督教的说教。

　　美国著名记者普里策奖获得者布莱戈对他家乡的基督教盛况做过描述，他说，在他们那个小镇里，诊所只有两个，但基督教堂就有二十个。人们的生活脱离不了基督教，宗教都是他们的生活支柱。他举例说，一次，家乡的一个教堂被风刮倒，牧师的孩子也被砸死，但在第二天，教民们在牧师的带领下，在教堂的废墟上开始作敬拜，一直到新教堂建起。

　　关于美国社会的宗教性，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表述。

　　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此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能证明基督的效用和符合人性，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

　　美国政治学者肯尼斯沃尔德说，“对美国的的宗教实证性归纳看来，从十九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美国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宗教性的国家之一”。

　　另一位法国作家阿希尔缪拉(AchilleMurat)也说：“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以至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太过分了。在美国，宗教社团的数量多得着实令人惊叹：其中有一些分发《圣经》；散发小册子；鼓励发行宗教期刊；劝化、教育未开化的人并使其皈依；使传道士成家；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宣讲、弘扬、净化、维护、改良这一信仰；建造小教堂、资助会众、支持神学院；向海员、黑人和荡妇传道并劝其皈依。”

　　犹太作家凯文爱布拉姆斯说：“美国的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挪开《圣经》这一引导美国这所大船的星座，整个美国文明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美国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说，美国人是个“信教的民族”。

　　六十年代，在美国社会的世俗化浪潮的影响下，哈佛大学教授哈维?考克斯（HARVEYCOX）曾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之城》，预言宗教将在美国呈下降趋势，美国将成为一个世俗社会。但以后美国的宗教化回归以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烈的宗教性，使得考克斯不得不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八十年代，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城中的宗教》，重新强调了美国的宗教性。

　　美国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宗教性，在现代，除了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之外，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三、美国的宗教性来源于以清教徒为主的新教移民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仍然保持着这么强烈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每当出现世俗化浪潮时就有强烈的回心力量将其拉回宗教的轨道来？

　　其原因在于，美国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由一些因为宗教原因而迁移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所创建的宗教国家，这些新教徒建国的目的是在新大陆实践新教理想，在新大陆实现新教的宗教目标。

　　因此，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识形态之上，为新教意识形态所驱动，为实现新教徒意识形态目标的国家，新教的价值观是这个国家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

　　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美洲殖民地的形成和建设，以及美国的立国和建国，都源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在英属法属殖民地时代，前来美洲大陆定居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一般国内的教科书，都把他们当作是在欧洲大陆失去土地或坐奸犯科而被流放到美洲的贫下层居民，说他们在欧洲是罪犯或贫民，到美洲大陆是为了在新殖民地寻求土地、寻求生计，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然，当初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生活的人，许多是有着宗教目标的基督教新教教徒，其中主要成分是与英国国教圣公会产生冲突的英国卡尔文宗的清教徒（Puritan）。在这些人中间，很多人在欧洲大陆拥有丰厚的财产或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迁移美洲，或者是为了摆脱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压迫或来自英国圣教公会的迫害，或者是受分离主义态度驱使而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新教统治的新天地。

　　人们所熟悉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就是一些有着被通缉的背景的英国清教徒。这些人的主体是英国斯库卢比地区的清教徒农民，领袖是当地的大富豪布鲁斯特及牧师罗宾逊以及他们的学生布赖特福特等人，布赖福特后来做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这些人当初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在家乡斯库鲁比地区举行新教教徒的非法聚会，被政府及国教的特务检举，而面临入狱危险。于是他们从波士顿港出发逃往新教国家荷兰，希望在那里避难，并且能维持他们的信仰生活。但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及莱登城，出身农民的他们不能适应那里的城市生活，与当地的新教徒发生了冲突，加之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十三年和平条约即将期满，天主教大国西班牙的威胁日益迫近，于是，这些人又筹措资金，逃亡美洲大陆。他们与1620年年末到达北美，然后在北美法吉尼亚地区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成为美洲的“开发之父”。

　　宗教分离主义也是美洲新大陆移民的一个来源。分离主义一直是宗教史上的一个传统现象，当某种宗教派别不容于当地的风土文化或其主体宗教时，这种宗派往往就会产生分离主义倾向，即离开其所处风土文化或主体宗教，而另辟生活之地或者是自立宗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分离主义的先驱，当初他生活的地区中东城市乌尔盛行拜物教以及多神教，为摆脱拜物教和多神崇拜的影响，在年逾古稀的时候，亚伯拉罕舍弃了居住数代的家乡乌尔以及安逸舒适的生活，带领族人踏上了迁移跋涉之旅，走向上帝赐予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当年迁居美洲新大陆的基督新教的教徒，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分离主义态度而离开了世居的欧洲的，他们来到北美，抱着在那里建立一个完全脱离天主教影响的实践新教信仰新天新地的梦想。对于他们来说，新大陆就如同亚伯拉罕当年迁居的中东迦南地区一样，是上帝应许的“流着奶与蜜”的地，是实践真正信仰也就是基督新教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摆脱旧大陆欧洲的天主教势力的影响，建立起能够真正实现神的旨意为神所喜悦的新天地。

　　美国学者奥尔森讲述新教徒大量涌入北美的历史时说：“当清教徒在17世纪自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和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为了神与神的国度，他们要占领北美。”

　　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也是因为早期移民北美的多数人都是新教教徒，而主要殖民地多是清教教徒的缘故。

　　清教徒是信仰新教中卡尔文主义的英国教徒，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因为这些人主张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和影响，净化英国国教，建立纯正的新教教会。英文中的清教徒（Puritan）、清教主义(Purism)就含有清纯、净化的意思。稍微熟悉宗教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国教圣公会虽然号称信仰新教，但其因来路暧昧，所以带有很深的天主教痕迹和影响，基本上可以说仍然是天主教体系。当初宣布英国国教改为新教的，是国王爱德华八世。爱德华八世宣布改宗，并不是因为信仰新教，而是为了摆脱禁止他离婚的天主教会的束缚。该国王因为想废除生不下男孩的王后，想离婚另娶，但被反对离婚的天主教教会所禁止，因此，一怒之下，宣布国教改为新教，新教则同意了他的另娶计划。这样改宗的英国的国教会虽然号称新教，但仍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这些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一直是国教会内部真正的信教徒的不满和改革对象，新教徒因此发起了改革教会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改革运动称为净化国教的运动。

　　但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掌握着政权与教权的政府和国教教会的镇压和迫害，在镇压和迫害当中，大量的清教徒逃到了真正的新教国家荷兰，前面讲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的”的人群就是在此背景下逃出的清教徒。留在英国本土的一部分清教徒则与教权和政权继续做着周旋与斗争，最后，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促发下，发生了英国的著名的清教徒革命，清教徒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共和制政体。在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复辟，英国恢复了旧体制。

　　由逃亡的清教徒们建立的美洲殖民地，在宗教上，一直与英国本土的宗教处于对立状态。

　　美洲大陆的主体为清教徒和路得宗，英国的国教则为掺和了大量天主教因素的圣公会安力甘宗，安力甘宗作为英国国教就如前面所说一直是清教徒改革的对象。在美国独立战争及18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伟大复兴（GreatAwaking）”运动，这场运动在英国，是卫理循道宗教派的产生，虽然此教派也反对安力甘主义，力图改革英国国教，但与清教教义很多地方截然对立，没形成多大势力，英国仍然被国教控制。这场运动在美国，则是新教教义的普及和强化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新教教义在新大陆被强化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后导致了新教公理宗、长老会、浸信会的进一步振兴，清教徒也被这些教派吸收，从而与英国国教彻底在思想上脱离了关系，并形成了进一步对立。

　　宗教“伟大复兴（GreatAwaking）”运动进一步促进了美洲殖民地人群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离心力，为独立战争做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都承认，新大陆与英国本土上的宗教对立，以及发生在独立战争前夕的宗教大复兴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远因。比如，美国学者桑多斯在《法的政府》一书中说，独立宣言所表达的美国精神，发端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宗教大觉醒运动。马斯登说：“十八世纪的宗教伟大复兴运动为清教和民主革命之间提供了桥梁。”

　　早期入殖北美的新教徒的新教信仰，构成了北美早期的社会思想及风俗的主调，也构成了以后美国立国的精神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比如，“五月花号”的搭乘人员在到达新大陆以后，就将来的他们的团体生活，制定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所反映的宗教热忱和民主原则，实际上是美国以后的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原型。这个协议说：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作为凭神旨意成为大不列颠、法兰西、以及爱尔兰统治者以及护教者詹姆士国王的忠诚的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为了国王和祖国的名誉，不远万里，渡海来到法吉尼亚北部，创建这里的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此，在上帝以及我们各自的面前，严肃地定下相互契约，依据本契约创建政治体，据此来保证我们共同的安全，并实现上述的目的。并且在今后，依据本契约，随时随地，在认为符合殖民地一般幸福的情况下，制定公平正义的法律、命令，制定宪法，组建公职机构，并且，我们宣誓将服从这些法律和公职”。

　　这里的基督教信仰、契约思想、及民主思想，成为以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基本要素。

　　继“五月花号”十年之后到达新大陆、建立了马塞诸殖民地的另一群清教徒，在领袖牧师文思劳普主导下，也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目的的宣言，反映了清教徒的强烈的天命意识，是美国人以后要以“基督教意识形态改变世界”的思想的源流。

　　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所谓“山上的城”，是指照亮世界、成为世界之光的城，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这里，光是指带给人光明和福利的意思，是耶稣对信徒们提出的使命和要求。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上的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

　　在宗教改革之后以及新教进一步分裂之后形成的新教各种派别当中，清教徒特别强调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并强调基督徒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清教徒的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卡尔文宗的教义，认为基督徒是被上帝的拣选来荣耀上帝和光照世人的，并且应该对社会进行改良。在这种思想之上，清教徒又接受了后千禧主义思想，就是基督徒应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建立基督的千禧王国，以迎接基督的再临。

　　美国人至今仍然抱有的“美国是上帝祝福的国度”，“美国人要将世界领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是美国人从殖民的时期开始的先辈传下来的传统，由来于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和救世主义，由来于清教徒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

　　美国的《独立宣言》深受基督新教思想的影响，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把他们建国的合法性依据全部诉诸于上帝，诉诸于基督新教中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政府为民”的思想。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说：“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以后的章节中《独立宣言》说，因为英政府践踏这些权利，所以他们才要求独立，建立保护人民的政府，“向这个世界的最高的裁判者”上帝“申诉”独立“意图的公正”，并且“对上帝的庇护充满了信心”。

　　近代的人权、自由、民主等思想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教宗教改革和以后形成的新教教义，起源于新教教徒对《圣经》的新的理解和诠释，这一点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详述。实际上，没有新教特别是清教徒对人权和民主的执著，也就不会有美国的独立。这一点反应在美国开拓之父的“五月花号”达成人员的契约上，反映在美国处于无序状态时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上，反映在美国的建国《独立宣言》以及宪法上。

　　中国以及外国一些世俗化学者因为执著于世俗化角度上，否认基督新教对《独立宣言》的影响，将美国的独立精神追溯于欧洲的自然法思想，认为可以从洛克卢梭等自然法学者找到《独立宣言》的思想根源。《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佛逊在回答这个当时就被人询问的此问题时候说：“我在起草时没有翻阅任何资料或借助别人的思想”。

　　实际上，即便是来源于自然法思想，追根索源，也会发现，由于欧洲的深厚的基督教传统，洛克等人的自然法思想其实是起源于基督教。耶稣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上帝通过自然万物向人类启发了自己，并将良心给了人，因此，自然的秩序和人的良心本身就体现着上帝的公义。对基督教来说，自然法不是自存之体，而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借以让人们明白事情的对与错。洛克本人是基督教徒，曾经写过《基督教的合理性》《神迹论》等基督教神学著作。作为基督教徒，其自然法理论是基督教式的自然法论，而不是流行于欧洲的将自然秩序予以神化的“自然神主义”的自然法论。有的学者将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与自然神论混为一谈，这是误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在《独立宣言》中看到的一样，美国当时的建国者作为基督教徒，没有将独立的权利诉诸被神化的自然的天然秩序，而是诉诸上帝。

　　四、新教思想在美国建国以后仍主导美国社会的几个事例

　　由于美国是一个由新教徒创立，建立在新教徒思想基础上，旨在实践新教徒的信仰，体现新教徒价值观，实现新教目标的国家，所以美国建国以后，社会及政治经济生活就一直为基督新教所主导。

　　实现美国南北统一，为今天的美国奠定基础的南北战争，实际上也有着深刻的宗教原因。它表面上的原因是南方的分裂主义者试图脱离北方联邦，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因美国基督徒们对南方奴隶制的憎恶而引起的南北方对立。南北战争是一场废奴主义和蓄奴主义之间的战争，是有着废奴主义传统的基督教与奴役人的制度之间的战争。

　　废奴主义一直是基督教信徒的传统，是基督徒持续千年的对基督精神的实践。使徒时代的保罗就要求他的朋友兼信徒将逃往的奴隶当兄弟一样对待；颁布《米兰赦令》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强行对偷盗别人孩子旨在羊城奴隶的人执行死刑；被称为“基督教西塞罗”的莱克坦修在《神圣法规》中说，“上帝眼里没有奴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奴隶制是罪的产物，与上帝的计划相悖仵。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最先提出废出奴隶制并使得废奴立法得以通过的，是英国下院议员威尔伯福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奴隶制为基督精神和宪法所不齿”，呼吁英国人以“基督徒的良心”来废除奴隶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成了第一个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的现代国家，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众多黑奴因此得以解放。

　　美国赢得独立以后，基督徒们认为基督的国马上就要建成了，社会上普遍洋溢着一种千禧国气氛，《我的双眼看到了主的来临的荣耀》成了那时最为流行的圣歌。但在南方，延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度依然存在，这个人奴役人的制度在基督徒们看来，这是仍然留在美国这个“世界之光的国度”身上的黑暗点，是违背基督精神的罪的制度。美国学者乔治马斯登（GeorgeMarsden）描述南北战争战争前的美国形势和南北战争的起因时说：“世纪中叶的美国新教徒屡屡宣告，基督教的千禧盛世已经不远了，认为他们身处一个看似能够将大众带向基督的伟大的奋兴时代，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改革将是这一千禧盛世的标志。”“但奴隶制似乎是美国成为一个完全正统的基督教国家的首要障碍，如果它也被消灭了，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战斗为代价，那么，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基督王国的高歌猛进。”

　　因此，为建设这个基督的千禧王国，消除基督国前进路上的障碍，众多的基督教徒投入到废奴主义运动当中。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前，就有大量的神职人员就开始了解救奴隶的活动，他们建立了奴隶逃往的地下通道，使教会成了奴隶们逃往的中转站，将众多的黑奴送往北方的加拿大。在舆论上，基督徒也营造废奴舆论，使奴隶制成为众矢之的。对废奴运动产生很大影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说，是上帝本人写下的这本书，她的哥哥比彻也是当时的著名的废奴主义牧师，在他担任伊利伊诺学院校长期间，该学院开始接受黑人学生。在此期间，很多神职人员为废奴运动献出了生命。长老会牧师洛夫乔义（Lovejoy）因出版废奴书籍被枪杀，黑人逃往的地下通道创立者、牧师托利被关押致死。由于太多的神职人员鼓吹废奴主义并参与废奴运动的实践，美国学者该萨认为，废奴主义起源于宗教奋兴运动的后裔。

　　由于“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战斗为代价”，基督徒也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南北战争就不可避免。南北战争开始之后，众多的基督徒投入了战争。据美国的历史学家讲，基督徒们把战争看成了一场捍卫基督精神的战争。约翰?布朗是一位在现代中国也为许多人所知的南北战争时的美国的英雄，他在战争期间作为北方军队的间谍而被处死，被处决前，他说，“恨不能为祖国死两次”，他说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消灭南方的奴隶制。乔治•马斯丹说：“当南北战争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北方人往往将联邦军队的前进等同于基督王国的前进”。

　　南北战争结束后，关于北方的胜利，林肯说：“加理森的逻辑和道德力量，以及国家和军队中的反对奴隶制的人民成就了这一切”。加理森是指靠基督教说教来鼓吹废奴主义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新教浸信会教友威廉加理森。加里森当时鼓吹，为了废除奴隶制这一罪恶，让联邦毁一千次也在所不惜。

　　基督徒们对奴隶制的厌恶，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南方的奴隶制真正的多么残酷，而是来源于对基督教精神的执著。南方的奴隶制，据一些历史学家讲，并不像废奴主义者宣传的那样残酷，历史学家塞缪尔?莫理逊在《美利坚历史》一书中说，与北方白人对黑人的冷淡相反，“南方的奴隶主们对黑人奴隶反而有一种理解和爱，让自己的孩子和黑人的奶汁，与黑人的孩子一起玩”。其情景，就如同小说《飘》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在这部描写南部风情小说中看到，郝思佳家与奴隶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默契和相互之间的关照，很有些像今天的保姆和雇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并充满了暴力，南方奴隶庄园的生产不会有效率，而奴隶主家的安全也不会有保障。塞缪尔莫理逊说：“南部诸州对奴隶的虐待狂式的虐待，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大多数的奴隶主无疑对奴隶是亲切并富有人情味的”。

　　所以，即便是现在，在美国仍然有人认为，当初白人把黑人抢到美洲做奴隶实际上救了他们，因为黑奴们在奴隶制下过的生活比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的生活要好得多。

　　但是，无论这个制度世纪实际上多么温清，给人实际上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容忍虐待他人的制度，一个完全地剥夺了他人自由的制度，在基督徒们看来，也就是罪的制度，它与基督教的“爱人”的精神相违背。正是这个基督教的爱人的说教，驱使美国人废除了奴隶制。以后，这个说教让美国确立了保护幼儿不受虐待的家庭立法，并让美国不停地对其他的社会制度予以苟病。

　　美国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

　　美国建国时期，欧洲正处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美国的发展，欧洲的社会主义也蓬勃发展。但是，美国作为从欧洲文明中脱体的国家，深受欧洲政治文化影响，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产生过有势力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并且成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先锋。这是为什么？学者们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德国著名学者松巴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说，美国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比欧洲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是美国得以抵挡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考察。我们从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到二三十年代，劳动者的生活也很苦，劳动条件也很差，劳动者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在杰克•伦敦的笔下，许多工人包括童工因为苛刻的劳动条件而累死累疯。同时，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很大，富者沿袭了欧洲的贵族生活方式，穷者则可能温饱不保。大家所熟悉的美国的杰出作家爱伦•坡，其实就是穷死的。他的妻子得了肺病，不仅没钱治，就连保暖也作不到，因为家里没有充足的被子用，这对肺病跟来说是致命的，结果他妻子很年轻就去世。他做诗，说上帝嫉妒他俩的爱情，所以把他妻子带走了，读起来催人泪下。爱伦坡以后自己仅靠稿费无以生存，来城市谋生，因为太穷的缘故，有一天在贪喝了竞选人无偿提供的酒后，冻死在街头。爱伦坡的生活是美国穷人生活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斯坦贝克等作家也描写了美国劳动者的悲惨境遇。

　　美国的劳动者的生活境遇，说明美国有着社会主义出现的客观物质条件。所以，很难说是美国人的生活的富裕使得美国没产生社会主义。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教势力强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缘故。

　　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其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对基督徒来说，是违背基督教义的，没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无神论时，往往被认为来自撒旦的诱惑。

　　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基督教徒看来是不可能实现，基督徒相信，人生而有罪，并且罪孽深重，靠这样的罪性深重的人来建立共产主义这样的天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国只有在神的主导下建立，人是建立不起来这样的理想国的。

　　因此，基督教信徒很容易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抵制。

　　美国的一部电影比较形象地说明了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原因，说明了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特点。这部电影，中文名称叫《空谷芳草》，主人公由派克主演。电影的故事梗概是：一位贫穷家庭的姑娘，刚神学院毕业，没有工作，迫于生机，来到自己父兄劳动的工厂老板家里作保姆，父亲坚决反对，因为父亲在劳动时受伤致残，因此仇恨工厂主一家，认为自己的姑娘不能去伺候他们。但是，姑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姑娘受基督教伦理的影响，认为人不能仇恨别人，给厂主作保姆也是上帝给予的工作，也应该做好，伺候好主人是自己的本分，于是姑娘仍然坚持在厂主家作保姆工作，并且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姑娘的父亲因为怨叹自己的命运因此也不信上帝，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与工厂主的冲突中开枪打死了厂主，自己也被打死，而姑娘则因为善良的心肠和周到的服务以及处世的智慧，获得了厂主一家的喜爱和尊重，最后嫁给了厂主的公子，而且获得了整个工厂的支配权，从此完全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

　　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认识，也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说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伦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抗。

　　美国沿密西西比河一岸被称为“《圣经》环带(BibileBelt)”，这一带的居民包括农民工人多数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其中坚信《圣经》的福音派居多，即便是现在，如果一到星期天，街道上就几乎没有商店营业，因为人们都去教堂了。这一带从来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苗头。

　　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比如西部的芝加哥学派等等。进步的知识分子受理性化世俗化影响，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因此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但因为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基础，工人农民的主要力量都让基督教俘虏过去了，所以，终究成不了气候。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权运动，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路德金成功的原因，是没有从世俗化理论中寻找民权运动的根据，而从基督教理寻找合理化依据，从而路得金的民权运动完全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一致，唤取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共鸣。

　　路得金本身是教区牧师，当时并不想策划掀起民权运动，他早期的梦想是当一位社区牧师，娶妻生子，过一个和平美满的日子。但因为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酿成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金作为该教区的牧师，不得不与黑人教友一起研究对策，这样就把金卷了进来。金成为运动的领袖，起初是因为金是该郊区牧师的缘故，以后，金的出色的组织能力、杰出的辩才、以及从基督教发展出来的民权理论，使得金成为了民权运动的当然的绝对性的领袖。

　　金一直在用基督教是自己的运动合理化，并一直用基督教的语言和思想来激励自己和追随者们，金的演讲和书信大量地使用《圣经》的语言，处处从上帝那里寻找依据和力量。

　　金的从基督教中寻找合理化依据的做法，使得金的民权运动带上了强烈的伦理色彩，而不同于以往的黑人的暴力抗议。黑人自在林肯时代获得自由以来，也一直进行着各种争取权力的运动，其中不乏暴力抗争。但由于美国社会存在的长期得对黑人的偏见和黑人自身有时的过激行为，黑人的抗争往往被人们视为骚乱或刑事犯罪。唯有金的与基督教的结合，使得黑人的民权运动成为带有广泛民意基础获得社会广泛同情的正当行动。

　　现在，歧视黑人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已成为禁忌，这是金把黑人的民权运动与美国的主流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美国的宗教信仰对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限于篇幅，不再细述。美国社会的宗教性，不仅决定着其国内政策，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政策。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讲述其外交如何受宗教影响的。

　　没有去过美国的中国读者，看到我对美国的宗教性的描述，可能会感到大惑不解，他们会说：“瞧，你说美国是这样一个宗教性国家，宗教不是都对行泛滥抵制吗，那么，你看好莱坞电影，美国人那里有宗教性呢，美国人不是把性交当儿戏吗？每一部卖座的电影不总是带点床上戏吗？那些主角哪个没有一个滥交的美女做伴作陪衬呢？美国电影表现的纸醉金迷男盗女娼不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中国百姓对美国所抱有的印象，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的印象是充满暴力、性紊乱、肉池酒林、毒品泛滥，主要来自于美国电影的渲染。

　　但是，美国电影表现的情景不是真实的美国，那只是一些脱离了基督教或对基督教不怀好感的艺术家们表现的虚拟的美国，或美国一部分人的生活。美国时代杂志社记者著名作家大卫艾克曼说：“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的宗教热忱。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其原因，艾克曼说：“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也就是说，好莱坞强势媒体等制造美国形象的机构或人都是些世俗化文化人士，他们表现的美国是其所乐见的世俗化一面。关于美国的实际情形，艾克曼说：“占据这个国家文化界顶层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国的平民百姓则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礼拜、捐助慈善团体、继续遵循十诫或山上宝训”。

　　所以，真实的美国不是一些脱离了基督教精神的演艺人员表现的美国，也不是这些演艺人员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多数的美国人私生活都很保守，循规蹈矩。尤其是在性问题上，美国人的保守态度可能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

　　众所周知，克林顿因为莱温斯基而差点遭国会弹劾，不得不到国会去详详细细披露与莱小姐的做爱细节，表示忏悔，以求民众的宽恕。以前也有以位总统竞选人因为被披露异性丑闻而不得不退出竞选。在美国，政治人物竞选时都渲染自己对家庭的爱，包括对自己宠物的爱，强调自身私生活的严谨，做出一副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如果政治人物保养情妇，无论是在议会还是政府，必然会丧失支持，甚至身败名裂。此外，许多非政界的公众人物为保持好的形象也保守私生活的严谨。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很多城市，夜生活并不丰富，晚上基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灯红酒绿。，在一些宗教影响教强烈的地区，夜晚尤其寂寞。

　　其实，真正的肉池酒林和性混乱的，是在日本或在现在的中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日本经济高度发达，社会也彻底世俗化，所以，在日本，感官的刺激已经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乐趣，美酒美食美女美男基本是社会的普遍价值，对这些的追求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而被理解和宽容。日本的福田首相在竞选时曾被人指责包养了一个情妇，福田首相回答此问题时说；“你说错了，包养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然后，福田情深意长地向众人讲述了他与两个情妇的相遇及真情，让人觉得福田又敢爱又负责任又坦率，完全是一个男子汉形象，结果，福田反而人气大增，竞选首相成功。这是一个比较能够说明日本社会的一个实例。性的紊乱在日本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谓“援助交际”也就是大学生考出卖肉体来获得社会上某人的经费支持，在日本很盛行，中国人所熟悉的“人体盛”之类的别出心裁的色情餐饮，确实是日本的独创。

　　中国现在色情业的发展也令人瞩目，性观念的开放也可以与日本一比了。看看现在的网站，那个没有所谓“性福”平台呢，而这些网站任何人包括儿童都可以登陆。滥交在很多年轻人中间流行，觉得这才是一种时髦，是对西方生活的实践。包养二奶现象好像已经不再局限于商海中的成功人士，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那么一段二奶的故事。据说，在某地区，已经不再攀比谁的二奶漂亮了，而是攀比私生子怎么样，因为私生子的状况就把某人的财力影响力及二奶的水准就全比出来了。这几个力量缺一个，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或公开的私生子。中国的状况大家很熟悉，不再赘述。

　　欧洲的色情也很发达，欧洲已经世俗化的缘故，这个在下面详述。(2.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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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美国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征，是基督教理念的实践，并非真正的世俗化

　　“你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追求神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于你”——《马太福音》

　　那么，怎么看待、怎么理解前面讲述的美国的各种表面的世俗化特征呢，也就是说，怎样理解美国表现出来的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物质主义等的特点呢？

　　我国的学者把美国社会表现出的强烈的世俗性与同样强烈的宗教性，称作是“宗教信仰无所不在与世俗精神历久不衰的共生现象”，是一种“令宗教学者感到困惑的普遍的拜物性与显著的宗教性的悖论式结合”。美国世俗化学者但尼尔贝尔（DannielBell）则说，美国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有两个不同的语系，一个是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义的语系，一个是宗教的、利他的社区的语系。

　　其实这种理解、描述和定义都是错误的。

　　从下面的对基督教精神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世界被认为是世俗化国家特征的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其实起源于耶稣时代的原始基督教教义，成形于近代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在当今世俗化国家被认为是物质主义的勤勉、储蓄、敬业、追求财富等世俗化观念，就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其实起源于近代的基督教改革，反映了新教清教徒派和路德派的宗教理念。

　　美国作为清教徒当初要创建的基督的王国，其立国精神、国民道德等都反映了清教徒以及路德宗等新教教义。就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而言，它是依据新教的政教分离的宗教信念的而设立的；就美国人的狂热的物质主义而言，它由来于基督教新教的勤劳致富荣耀上帝的理念，不同于世俗国家的物质主义，不是拜金主义。

　　一、首先，我们先看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

　　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起源于基督教中耶稣对弟子的教诲，成形于的新教的“因信称义”教义。

　　在基督教史上，最先对政教分离原则提出来的，是耶稣。据《圣经》记载，在回答法利赛人提出的是否应该向皇帝纳税的时候，耶稣回答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众所周知，凯撒，是耶稣时代罗马皇帝的称呼，在这里，凯撒代表世俗政府，上帝代表宗教，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归政府，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被后来的新教徒认为是政教分离原则的教义依据。

　　早期的基督教徒忠实地执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从来没有尝试去干涉政府的世俗权利，或者尝试去让教会行使政府的权利，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仅仅作为民间信仰在社会流传。到了罗马帝国的晚期，从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开始，基督教成了国家支持和维护的宗教，开始了与政权的结合。以后的皇帝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可利用价值，开始尊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代的政教结合，还仅仅是政权对教权的干预，反映着基督教作为民间信仰时代承受政权压迫的传统，政权力量优越于教权，教权则对皇权的世俗事物尚无实质的影响，皇帝除了在精神上受宗教的影响之外，不让教会人士不干涉统治，也不会给教会以世俗的权利。比如君士坦丁时代，君士坦丁就称自己为主教中的主教，并且在君士坦丁的主持下，教会平息了教义的争论，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

　　发展到了天主教时代，天主教的教义中因为包含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以及因为欧洲的王权由于宗教结合的需要，基督教开始了与政权的密切愈合，王权的代表者往往就是教权的首领，执掌和管理着教会，或者教会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世俗权力，成为近似于政教合一的宗教。

　　天主教成为政教合一的宗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中包含有“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

　　传统天主教尽管起初受奥古斯丁的教义诠释影响很大，但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接受了帕拉纠主义的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人能“因为行为而称义”，意思是人通过善行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即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善行、赎罪行为等等来获得救赎。因此，天主教在其宗教实践中，非常注重人的行为的公义性，注重信徒的修道修养，要求信徒行善，做好事，多捐款。极端的例子，是在中世纪天主教发行的赎罪券，那时，天主教让人相信，人可以通过买赎罪券而获得灵魂的救赎。教士说：“当听到钱进箱子的叮当相声的时候，一个灵魂就因此得救了”。此外，天主教还注重礼拜时的繁琐的宗教仪式，认为遵守这些仪式也是得救的必要程序。

　　因为相信“因行为称义”，相信行为的正当是得救的手段，因此，天主教倾向于严厉地约束信徒的行为。中世纪的修道院要求修道士进行刻苦的修行，遵行严厉的纪律。

　　同样，因为“因行为称义”的教义，教会也渴望能够在社会上约束世俗百姓的行为，以使世人能通过善行获得的救赎，以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国。

　　这种渴望经常变成对权力的渴望，因为只有政权才具有约素百姓行为的权利。这是教会与政权结合的思想基础，也是教权当初渴望与政权结合的的动机。

　　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局面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政教愈合的过程，有着很复杂的因素。在天主教方面，“人因行为称义的”的教义，是促使政教合一的教理基础；在政权方面，也有着与教权结合的渴望，因为通过君权神授的理论可以获得政权的正统性。两个可以相互利用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局面。

　　如同基督新教的英文字意Protestantism所表达的一样，作为天主教的抗议派而产生的新教，在“人因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问题上，也有着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义是人“借着恩典，因信称义”，就是主张，人“本着恩典，因着信仰，被神救赎”。这个教义引导信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这个教义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药的堕落，所以人的行为都带有罪性。人做一件好事或一些好事都不能掩饰其行为的整体的罪性，甚至所谓好事也往往出于人的自利自满自傲等罪性，也不是真正的好事。比如，有许多人的捐助或舍施或帮助他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自我宣传，而不是来自内心的真正的善行等等。因此，人仅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摆脱不了罪性，也就摆脱不了灵魂的灭亡。

　　这个教义说，人的称义和获得救赎，依靠上帝的恩典。救赎来自上帝，来自于上帝对人的怜悯。从人的堕落程度来讲，虽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得到救赎，但上帝对人有充分的恩典，有充分的怜悯，上帝将救赎作为一种恩典赐给人们。

　　那么，救赎怎样体现呢？这个教义说，救赎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就是，上帝作为人子，降临于世，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死一回，替他们赎罪；并且将圣灵赐给信仰上帝本身替人赎罪这一事实的人，让他们靠着这个信仰，得到来自上帝的圣灵，使他们因圣灵充满而弃绝罪性，成为再造的新人，从而使身体和灵魂获得救赎。这个救赎意味着身体不再受罪念的困扰，而灵魂则可以不死，并上天堂。

　　也就是说，他们“本着恩典，因为信仰”而被救赎。

　　《圣经》的《罗马书》说“义人因信而生”，人“因信称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新教徒反对并批判天主教的“人能通过赎罪善行等行为”获救的思想，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说：“任何没有信仰的行为，都将受到诅咒”。

　　新教的“人因信称义”和“信仰乃是上帝的恩赐”的教义，使得新教不倾向于约束人的世俗行为，因为在新教看来，善行来自于信仰，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的结果。人去约束的人行为是没有用的，天主教的实践证明是约束不了的，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让人行善。因此，新教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没必要遵守教义上的清规戒律的，有了上帝赐与的圣灵，人的行为自然就体现了上帝的善，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保罗说，“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自由”，指的就是基督徒摆脱宗教律法约束的自由。

　　新教因为不倾向约束人的行为，也就缺乏与政府结合的欲望，缺乏获得世俗权力的欲望。

　　同时，因信称义的教义导致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是上帝亲自做功的结果，那么，信仰在本质上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事，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新教这个教义还导致了信仰的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主义认为，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那么，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就是个人，个人才是上帝所赐信仰的载体，个人的灵魂是上帝拯救的对象。上帝通过圣灵在个人心灵做功，个人也通过圣灵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样，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不再存在神父等中间环节，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意味着，在信仰上，除了《圣经》和圣灵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和信靠，无论政府还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政府和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政经分离。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他说：

　　教会与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王国，教会管的是属灵的领域，教会通过传播福音，来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性。政府管的则是世俗的领域，政府通过扬善惩恶来保证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不可能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政府的唯一任务是专注世俗的秩序，教会的唯一任务则是宣讲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们两者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领域。

　　同样，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信仰自由。既然“信仰是上帝的恩赐”，来自于上帝，那么，个人和团体就不能限制别人的信仰。新教徒说，当年耶稣在传播福音的时候，对不信者也并没有强制，他只是通过教训和传道让人们悔改，并没有诉诸任何强制力。马丁路德在给德意志亲王的信中说：“政府的职能不是禁止或教导人们宣讲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福音还是谎言”。

　　新教徒对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执著，还源于自己在天主教统治下遭受长期迫害的体验，以及对天主教长期政教合一体制所带来弊端的反省。这些弊端，在新教徒看来，都有害于信仰。

　　首先，政教合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宗教迫害，而宗教迫害会使信仰带有屈从或伪装色彩，从而有损信仰的真实性。

　　基督教在获得政权的支持之前，内部的正统与异端的斗争仅限于教义的争论，并没有血淋淋的宗教迫害。在原始教会时期的对诺斯替主义的排除，在教父时代的“三位一体”信仰的确立，都没有伴随对异端的肉体的压制。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因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教义之争逐渐演变为宗教迫害，教会的控制者为维持自己教义的正统性开始用暴力对待异端。在中世纪，天主教获得了对欧洲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绝对支配之后，宗教迫害发展为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所有持异见者的全面压制，魔女裁判、异端裁判、火刑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中世纪末期，基督新教因为对天主教的世俗以及神学权威提出了抗议和挑战，成了天主教剿杀异端的最大规模的牺牲品。在几百年的天主教的对基督新教的迫害中，有大量的新教徒被屠杀，仅在1572年8月23日一个夜晚，新教的胡格诺教派就在巴黎被天主教的国家势力屠杀了2000多人。著名作家斯迈尔斯写的《信仰的力量》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法国天主教徒动用国家力量对新教徒实施的迫害，上万的人被屠杀，流放，禁锢，或被剥夺财产。

　　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中，虽然有许多新教徒为信仰不屈地献了身，但也有许多新教教徒为保全生命或财产，不得不宣布放弃了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但实质上，这些教徒中，有许多人仍然保守着自己的新教信仰和新教的宗教仪式，背着人群举行自己的宗教聚会；或者虽然被武力迫使放弃了新教信仰，但也无法回归天主教而找不到信仰。

　　因此，新教徒们在长期的遭受迫害的历史中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强制只能使信仰带有伪装或屈从色彩，不是来自灵魂的真正的信仰。

　　其次，政教合一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教会与政权结合会产生的巨大的世俗利益，而这种世俗利益会使得信仰趋于形式化和带有功利主义目的。

　　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作为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相互交换和利用，教会赋予了统治者以正统性，政权则给了教权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的世俗的好处和财富。教会因为与政权的结合而成了社会的特权机构，教权阶层也成了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层。随这种现象而来的，是教会向功利主义机构的蜕化以及信仰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许多教士也变成了趋利好财之徒，而不再是神的仆人。比如，原先在宗教仪式中许多代表信仰的活动变成了盈利指向的行动，当时的发行赎罪券和一些其它的宗教行为，直接就是赚钱的行为，某教皇在过足了荣华富贵的日子之后，在死之前竟声称自己实际上并不信上帝。

　　新教徒因此也认识到：国家权力与宗教结合会导致权力对信仰的腐蚀，权力派生的世俗利益让灵魂直接成了世俗利益的的奴仆，信仰由此变成了通向世俗利益的阶梯，而不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受权力腐蚀的信仰只能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假信仰。

　　天主教近千年的政教合一的实践证明，政教合一的体制与信仰无益，反而有害于信仰。

　　主张政教分离，是新教的一个特色，新教在本质上都是主政教分离的，因为这是它基本教义所导致的必然结论。路德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教理和《圣经》依据之后，众多的新教教派在因信成义的教义基础之上以及对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的反省基础之上，主张政教分离。

　　路德之后在德国兴起的敬虔主义运动，是对以后的新教造成很大影响宗教运动，现在的北美的大多数新教教派都很大程度地受了敬虔主义的影响。比如在北美具有众多教友的圣公会、长老会、浸道会、卫理宗等等，都吸收了敬虔主义的教义，一些大的教会支派直接就是敬虔主义的分支，如圣洁会、五旬节派、灵恩派、拿撒勒派、灵召会等等。敬虔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主张彻底的政教分离，该教派的创始人之一施本尔称政教合一为凯撒教宗主义，是天主教的恶劣传统。另一位创始人亲岑道夫主张，国家不能强制宗教信念或习俗，良心具有完全的自由，政府与教会应该完全独立。

　　新教的再洗礼派是激进的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者。再洗礼派现在在北美也很有影响，它的一些主张现在在新教界都成了理所当然的见解，如成人洗礼、反对教会内的迫害异端的做法等等，门诺派教会直接是他的延续。再洗礼派把政教合一称为君士坦丁主义，认为任何教会与政府的官方关系是不合法的，因为耶稣和使徒从头到尾都没有认可这种关系。

　　此外，灵修派、以及现在仍有较大影响的一位神论等，都对政教分离的原则做过阐述。

　　西方世界自天主教确立起绝对的统治以来，信仰被天主教所钳制，社会上没有什么宗教和信仰自由。在天主教统治的末期，由于新教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理解和信奉，信仰自由的局面在新教国家瑞士首先出现。

　　瑞士日内瓦在宗教改革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城市政府的领导人迎接当时的新教思想家卡尔文来日内瓦帮助完成宗教改革，于是卡尔文成了日内瓦的牧师。由于卡尔文教义的严谨无懈可击的说服力，以及政府部门对卡尔文的近似崇拜程度的信仰，卡尔文对日内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日内瓦成了严格履行卡尔文教义的城市国家，卡尔文的教义在日内瓦得到彻底的普及，并通过日内瓦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内瓦因此成为宗教改革的中心。

　　卡尔文的严厉的个性、对自身教义的几乎偏执的自信、以及政界人士对卡尔文的信赖，使得日内瓦的政权近乎称为卡尔文的奴仆。卡尔文的教义也严厉地约束了日内瓦人民的世俗生活。这让当时及后世的新教教派指责卡尔文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实际上，这是在革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对精神领袖的狂信和崇拜所导致的局面，卡尔文终生没有担任日内瓦的任何政府职务，一直是教会的牧师，政府官员也没有被允许担任教职，在体制上，政权与教权是分开的，不像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国教的最高领袖往往直接就是政治领袖。

　　卡尔文死后，日内瓦再没出现向卡尔文这样具有强烈个人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于是，由于新教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由于新教中固有政教分离的教义，日内瓦无可遏制地形成了在天主教以来欧洲首次看到的宗教宽容的局面，成为全欧洲信仰环境最为自由的地区，也成为欧洲的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众多的人为躲避宗教迫害而躲到日内瓦来，包括在欧洲鼓吹唯物主义而受到通缉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的唯物主义在当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将它视为敌人，但在日内瓦，伏尔泰受到了日内瓦新教政权的庇护。

　　著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那些在别处因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而饱受迫害的人们，最后，都在卡尔文主义统治的地区找到了庇护所”。

　　茨威格实际上是厌恶新教而同情天主教的，但他对日内瓦国家的宗教自由局面的描写却很客观。

　　以后，随着卡尔文主义在欧洲的扩展，欧洲爆发了多次卡尔文宗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最为著名的是三十年宗教战争，战争之后，在天主教无法消灭新教的情况下，欧洲逐渐开始了普及政教分离制度的过程。

　　美国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来源于新教教徒的这种宗教信念。

　　作为新教徒创立的国家，在美国，主要的基督教教派都主张政教分离，除了沿袭了英国国教传统的圣公会以外，几大在殖民地又影响的教派如公理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再洗礼派等，都是政教分离的支持者。美国的建国者们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规定：“国会不会制定出一种推崇某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在正式的宪法中也导入了正教分离的原则，这正是新教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理念的政治实践。世俗历史学家托马斯贝雷（ThomasBailey）看到了新教的信仰自由思想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因此，在其关于美国建国史的巨著中，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美国的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

　　现在，政教分离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社会生活的一个习俗。除了福音派中的一些右派团体之外，一般美国人都能对政教分离的必要和原委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在前面的论述中，由于涉及到宗教教义，可能对一些读者来说比较难懂，如果除去难解的宗教教义，把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理解作一个通俗的描述，那么，可以描述成这样：

　　由于新教使得美国人把信仰看成完全是上帝对个人的恩赐，因此，信仰在美国人看来也就是与政府无关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或者团体都不能干涉的事情。政府在美国人看来，仅仅是人民雇来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务机构，负责国防、治安、卫生等公务，也就是负责处理好人民世俗生活中的公务部分。如果这个公务机构还强迫百姓来信仰某个宗教或干涉百姓的信仰，那么，就是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并且在干涉公民信仰生活了。

　　这种感觉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词语来打个比方，就是，在美国人眼里，美国这个国家，相当于一个大的社区，人民是住在这里的业主，政府则是人民也就是业主雇佣来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就是政府主要负责修理和维护设施、打扫垃圾、保护社区安全等工作，信仰则是上帝赐给业主个人的恩赐，是居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的沟通，因此，与这个物业公司毫无关系。假如这个物业公司还强迫或诱导业主来信仰某个宗教，如物业老板所信的某个教或某大法大功之类，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就是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行为荒诞而且不伦不类了。

　　这就是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感觉，也其实是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本质。这种感觉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内化为一种常识，内化为一种天经地义的道理，但如前所述，获得这种感觉和明白这个道理，则牵涉到长期的宗教教理之争和政治制度之争，花费了近千年工夫。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有一些右派团体主张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甚至有的主张建立新教的神权政治，这些团体都在正统的新教教义之外，信仰一些争议较大的非正统的神学思想，如统治神学和千禧年主义的思想等等，这些神学思想都主张通过基督徒的努力把世界建设成基督教社会，因此，信奉这些神学思想的团体救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政教合一。这些右派团体有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通过基督教信仰强烈的总统及政府产生的，有时是作为一种强势的社会运动而产生的。比如，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就很有些神权政治的色彩，“统治神学”的思想在起着作用。但是，无论这些团体怎么有影响，都无法改变美国宪法对政教分离的规定，无法改变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确信。

　　政教分离的原则起源于新教的宗教理念，没有经过新教的洗礼而接受现代政教分离政治制度的国家，往往把握不住这种感觉，要么有时政治家将信仰作为一种时髦来显摆，要么就冒犯政教分离原则而做出教化政治的举措。比如，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估计就没有理解政教分离的意义和本质，常常以公务身份入总理大臣等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国际场合解释这种行为的时候说“这是我个人精神上事情”，这听起来就有些滑稽，自相矛盾。如果以个人身份，那确实是个人问题，但因此就不应该以公职身份参拜。如果以公职身份参拜，就不是个人问题了，而是一种公务行为，是代表着这政府，这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就不是个人的精神的问题了。近来日本宪法又要允许政治家以公职参与一定的宗教活动，那就显得更缺乏对近代国家基本原则的理解，也就相当于让物业公司的人员在小区内以物业公司的名义从事宗教活动，那物业公司也就脱离了它的服务性和公务性本质，脱离了它的原来的宗旨，这将给日本国家的民主政治带来无穷后患。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作为现代开明国家的立法原则一旦被确立，出人预料地表现出了它的现实的世俗功效，给政府带来了现实的巨大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政府因此得以专心致志地处理世俗事务，致力于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而不必卷入宗教的教义之争；或者因为偏袒某教派而导致国家在政治上和国土上的分裂。这个好处体现在大英帝国身上，让世人一揽无遗。大英帝国作为新教国家，在殖民地国家执行了政教分离的政策，承认殖民地国家百姓的信仰自由，没有以政权强制力的方式去改变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也没有以政府强制力的方式让印度成为基督教国，因此，大英帝国不曾面临来自宗教上的反叛或其他压力烦恼，从而长期地维持了从北美洲到亚洲、再到阿拉伯半岛的广袤的日不落帝国。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这些现实功效，政治家们有目共睹，于是它们在近代开明国家之间迅速地普及开来，据此之故，世俗派学者认为这两个原则起源于近代政治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是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并且和社会世俗化的国家的立法表现。但其实，如上所述，其真正的起源还是基督教宗教变革，反映的是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基督新教的理念，及其“因信称义”的教义。

　　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生活习俗和信念，其实都起源于基督教，只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世俗化国家里而没有意识到罢了。欧洲社会自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受基督教统治达数千年，基督教的理念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理念，许多生活习惯和理念都与基督教有渊源关系。基督教的这些习惯和理念又伴随着欧洲文明在近代的向全世界的扩张而掺入到全世界，成为人日常的理念和习俗。比如，公历众所周知就是基督教历法，周休日也起源于基督度的礼拜制度，一夫一妻制起源于基督教教会对神职人员的要求等等。

　　世俗化国家的研究者出于其方法论的偏见，不愿承认许多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级思想社会制度等起源于基督教的事实，喜欢从世俗的现象中找到其根源。其实，作为曾经统治西方社会各个方面达近千年的思想和制度，基督教给西方社会和历史打上深深的痕迹一点也不奇怪。即便是反基督的思想也摆脱不了基督教的痕迹，比如马克思的著作里就有大量的基督教术语。从下面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是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等制度起源于基督教，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被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基督教改革，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和制度也起源于基督新教的思想。

　　二、其次，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物质主义

　　在美国，被当作世俗化标志的物质主义，其实起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并且在现在依然表现和反映的是新教伦理。

　　一般宗教都趋向于把物质的东西称为“恶”，早期的基督教异端诺斯替主义把宇宙万物有形的物质都当作恶，认为是恶魔创造了物质世界，因此凡是物质的，就全是恶的，包括人的肉体。这种思想曾经流行于西方和非洲，在现在的西方也很有市场，著名的精神分析家荣格就被认为是个诺斯替主义者。

　　早期的基督教也把对金钱的追求当做是罪。《圣经》中耶稣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即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财主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不要积攒财富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腐烂，被虫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那里不会被虫咬，也不会锈坏”。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里，强烈的物欲被当作是顺从了恶魔的诱惑。基督教在天主教阶段的也保持了这种特点，除了被权力腐蚀的教士之外，真正保持了天主教信仰的教士也把刻苦修行甚至是对肉体的虐待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修道院的修士那时以对自身身体的酷刑来保持自己的清心寡欲，以免让自己顺从“肉欲（基督教特指世俗的欲望）”而犯罪。

　　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鼓励人们努力致富，并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财富观。

　　那么，新教为何以及是如何鼓励教徒致富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作了经典考察和论述。

　　韦伯是德国划时代的思想家，是现代社会学难以跨越的里程碑，被称为西方的“马克思”。韦伯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发现，一般天主教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要远远落后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萌生也比新教国家的资本主义的萌生要晚。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就远比英国、德国、法国的等新教国家的经济落后，其资本主义的萌生也比新教国家要晚。

　　在翻阅教会资料时，韦伯也发现，在欧洲各国，一般天主教徒的子弟都喜好选择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来学习，在社会上也从事得多是收入不高的人文方面的职业，收入不高，赚钱的欲望也淡漠。而清教徒子弟都倾向于学习经济、金融、理工科、医学等等，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多是收益较高的职业，赚钱欲望旺盛，韦伯描述，“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有技术的高级工人，甚至经过搞技术和商业训练的现代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新教徒”。

　　进而，在考察欧洲及新大陆的社会伦理职业伦理时，韦伯发现，比起天主教徒来，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新教徒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比如：

　　天主教徒鄙视世俗工作，仅仅把圣职当作对神的侍奉。与之相反，新教徒把自己世俗的职业当作是一种“天职”，即路德说的“上帝给予的职业（Belief）”，把世俗工作的完成和完美当作对神的侍奉，对世俗的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天主教徒的禁欲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禁欲一样，是脱世俗的禁欲，即不关心世俗事务的清心寡欲。新教徒的禁欲则更带有入世性，他们关注现世，致力于世俗职业的成功，但在消费上非常节俭克己禁欲。

　　清教徒的这种入世、敬业、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勤勉、节约、致富、投资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基于上述研究，韦伯推定，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阶初始阶段的原始积累得助于基督教新教伦理，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产生得助于早期新教徒的旺盛活跃持之以恒的经济活动。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新教的教义如何造就了教徒的“入世性禁欲”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关系，这种态度如何进了社会的原始积累从而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等过程，并用大量的经济发展史、教会发展史、教会通信资料来予以论证和支持，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教教义所含有的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生所产生的启动作用。

　　韦伯的观点在当时盛行唯物史观的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又陆续有很多韦伯的支持者对韦伯的观点予以了充实。虽然韦伯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并且在现代也有争论，比如松巴特就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犹太教的合理化盈利精神，但任何一种对韦伯的反驳由于都缺乏史实的论证和支持，所以韦伯德论述至今没有被驳倒。

　　新教徒由于把工作当作敬虔，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新教徒的财富观因此也就有很大区别。

　　路德派的信徒认为，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是人努力工作的结果。创造财富，产生富裕和繁荣，服务人类、荣耀上帝，是信徒的义务。卡尔文派的人认为，繁荣和富裕是受神祝福和被拣选的表征，也是在荣耀上帝。

　　新教徒的这种财富观，也有《圣经》的支持。在《旧约》中，被称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祖先雅各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他们的财产都被认为是因为信仰上帝而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旧约》的《约伯书》讲述，阿拉伯人约伯曾经被撒旦试探而失去一切财产的，最后因为对上帝的至信不移而蒙受祝福，又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财产。在《新约》中耶稣也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那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你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追求神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于你”。在这里，“你所需要的”，指的是人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无论依照旧约还是新约，新教徒认为，信上帝的，上帝都给予祝福，这个祝福当然也包含财富上的祝福，就多多地给上帝的信徒以财富。

　　那么，怎样理解耶稣的“人不可侍奉两主”的论断？新教徒用近代的“公共财富”的概念进行了合理解释。这种理论说，财富有蒙神喜悦和不蒙神喜悦的两种，那种靠勤劳得来、并且用来投资建设、造就社会就业、提高社会福址、造福社会的财富，它的性质是一种“公共财富”，是荣耀上帝蒙神喜悦的；那种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的财富，其性质是“私富”，则是不义的，是罪。在耶稣时代，财主们的财富大都是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所以受到耶稣的谴责。

　　美国是由清教徒创立、新教徒占社会主体的国家。早期清教徒的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曾经是美国初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后，新教教徒的致富精神和财富观仍然支配着美国社会。

　　我们看到，美国人一方面勤奋工作、拼命地赚钱；另一方面又勤勉地上教堂虔诚地祷告，同时又向各种慈善机构、学校、以及国外慷慨地大把捐钱。这正是典型的清教主义的行为方式。

　　美国人辛劳勤奋地工作、狂热地追求财富，崇尚经济成功，体现着清教徒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精神。美国有86%的人口信仰教，其中的60%是新教徒，这些教徒把在世俗的职业上的努力，也看作是上帝的侍奉，把勤奋看作是有信仰的表现，反映着新教教徒的“工作就是祷告”、“工作是上帝的面具”、“职业乃是天职”的理念。世俗职业的成功以及相应的报酬都是蒙上帝的祝福，是在荣耀上帝。

　　美国人的巨大财力和富庶的生活，在美国的基督新教教徒看来，是蒙受神的祝福的表现，是相信上帝的结果，是因为相信上帝蒙神救赎的表征，是在荣耀上帝。尤其是在今天，美国国家所用有的巨大财富被有些新教徒比喻为当年所罗门手下的繁华和财富，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上帝的祝福，是上帝拣选了美国的表征。

　　那么，世界上贫穷落后野蛮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是因为不信上帝而没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

　　美国人上教堂勤勉祷告，向各种慈善机构、学校、以及国外慷慨地大把捐钱，在美国人看来，则是作为教徒所必履行的宗教义务。在美国，企业界做的慈善事业要比别的国家多得多，其利润中每年拿出作为捐款的，远比其他国家的企业要多，很多其世界性的慈善基金都是美国企业界的捐款。美国的教会很富有，拥有巨大的资金，而这些资金一般都来自实业界和商界。依靠这些资金，美国的基督教界向全世界派遣了大量的传教士使团。

　　我们在美国的企业家身上可以看到清教徒的精神。被当作今日美国英雄的比尔?盖茨是勤奋工作发财致富的典型，这位企业家靠勤快和智慧是自己成为世界首富。但我们知道，比尔?盖茨给自己的后代留下的财富不多，而多数都留作了慈善基金或发展基金。由于其捐款巨大，盖茨被评为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大财阀洛克菲勒，早年赚钱刻苦勤奋，结果他四十岁时身体就被累跨，但他捐起钱来也出手阔棹，似毫不吝啬，现在全世界许多人仍然因为他的捐款而受益。从他给他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向儿子传教迫切心情。这类企业家在美国很多，以前读过报纸消息，说某位企业家向教会捐了许多款项，临死前才为人所知，当教会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说，不用谢，钱不是他的，是上帝的，托他保管，然后交给所需要的人。如果置身美国，会发现这类例子和故事比比皆是，中国的各类在址书刊也常登载。

　　一面拼命赚钱、追求财富，另一面勤去教堂，大把地向社会捐款，这种现象，在一般世俗化国家的人或研究者眼里，感到不可思议，因此，才会认为美国人患了“人格分裂症”，兼有拜物的利己的和宗教的利他的两种意识，认为美国是“宗教信仰与拜金主义悖论式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其实，明白了清教主义的工作伦理和金钱观之后，就会明白，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其实有着同样宗教信仰基础，是源于同一宗教的信仰行为。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公司工作，他与美国人相处时，经常谈论赚钱的事，久而久之，美国同行说他“Heisseculer（他很世俗）”，朋友听了很不服气，心想：“你们大老远从美国来，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你们不更俗”。我给他解释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后，朋友对美国人的说法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就是说，谈久了赚钱的事，还要论及信仰和灵魂的事，如果表现出兴趣就是钱，那么，就会被同样喜好赚钱的美国人说称“世俗”。朋友还告诉我，他们在华的顶头老板，是投资公司的总公司里的重要人物，深谙赚钱之道，而且赚起来也心狠手辣，但同样是这位老板，竟然同时还有着传教士的资格证书，让公司的人们一直觉得此人真正伪善，觉得美国人的基督教确实虚伪。朋友说，明白了美国基督教的金钱观之后，这一切也就释然可解了。其实，不只是我的这位朋友，如果你在美国企业工作，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美国员工可能就是基督徒，他们可能在业余时候在某种地方传教。如果进一步，我们在中国观察周围，你就会发现，你的美国朋友，虽然可能是一位外语教是或商人，但他们之中很多人同时可能都是传教人员。

　　这样来描述美国人的经济行为，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是正人君子，也不意味着美国的企业界的财富都来得很正道。美国也不乏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之徒，也不乏时常爆出丑闻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扯到新教创造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异化问题了。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清教资本主义的演变。资本主义的产生早期得助于清教徒的节欲但旺盛而持久的经济活动，起源于新教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宗教理念，这在前面通过韦伯的论述已经有所讲述。但同样也是这位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一旦确立之后，就是开始了自身的异化过程，这表现为，早期的清教徒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后，逐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开始退后，取而代之的是为发财而发财的盈利主义，盈利竞争开始成为资本主义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荣耀上帝的原则却被抛到脑后。资本主义体制不再为宗教动机所驱动，而仅为逐利动机所驱动，成为单纯的高效率的生产和盈利体制，人的价值和上帝则不复存在。

　　这是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异化。马克思主义不信上帝，但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人的价值的被忽略，把它描绘为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两者描述的同一个异化现象，这个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

　　美国是一个清教伦理仍在起作用的国家，清教精神仍为企业界的主流，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别的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显示出更高的信义，更多的邻人爱，劳动者也率先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演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的现象，这就表现为一些经营者的信义的丧失，表现为坑蒙拐骗的行为和其他各种如偷税漏税欺骗股东等丑闻。（1.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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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美国的外交是意识形态外交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驻泰大使冈崎久彦

　　“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亨利•基辛格

　　一、美国的外交注重意识形态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早期是对西部疆域的拓展，现在被说成是国内事务，实际上当初是从法国西班牙就墨西哥等国或夺或买地获得土地，也是对外活动。南北战争之后，在形成现在的美国的规模之后，美国开始走出美洲，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其间主动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美国已成为影响全世界至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海，到中东，到非洲，到欧洲，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际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作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北美洲远离世界的纷争热点，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对国际事务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视国家的利害状况，既可以采取的闭门的孤立主义，也可以采取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尽管美国一直有孤立主义的主张，但美国自建国以来孤立主义就没有得志过，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调，包括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是为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也是一种开门主义。甚至，我们在美国的国际活动中看到，美国在对他国的问题上经常采取干涉主义态度。

　　为什么美国一直采取开门主义政策，甚至是干涉主义政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的开门主义和干涉主义，容易被理解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抢夺市场等，被认为是追求国家物质利益的行为。一般世俗国家的学者都从利益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笔者曾在全国最大的书店找遍了关于美国外交的书，发现，除了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介绍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外，所有我国学者，都将美国的对外政策解读为追逐利益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对其内外政策的影响。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解读也是如此，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美日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长期争夺利益的结果，日本想独占亚太，美国要求利益均沾，因为利益对立，不可调和，导致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火并。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等等。

　　其实，这种世俗化的利益论考量，是经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所占的分量，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才是美国外交政的基石。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考察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这样的内容和特色：

　　1，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2，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统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评判和价值判断，是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

　　首先，我们看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之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获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权的，就是坏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个民族，也无论其穷或富，民智是否开化，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民主都应该是应该实现的社会制度，人权都应该是受到保障。

　　在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一个被绝对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的词，意味着几代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及奋斗历程，就像前几十年在中国提起共产主义、老红军等这样的词一样，被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看到，由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意识形态化理解，美国人有时表现得很单纯，许多由别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流亡者，只要声称自己是民主斗士，就会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爱戴，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只要你表现为不理解或不喜欢民主，你就会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们看美国人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马塞诸殖民地的英国的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

　　十九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

　　奥萨班利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

　　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

　　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瑞克申科曼（Rick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等。

　　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著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美国在赢得独立后，迅速开始了向西部的扩张。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一世那里购得与十三州一样广阔的土地，将美国的国土扩张了将近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佛洛里达，并与英国划定了加拿大界线。1845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获得德克萨斯，1846年，在经过与墨西哥的两年战争后，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自此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的大国。

　　在获得德克萨斯之后，澳萨利班阐述了美国向外扩张作的动机，他在《合众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撰文说：“为了每年都增添的几百万人的自由，我们负有向新大陆不断扩张的明确的天命，这个大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谁也阻挡不了这个使命的完成”。

　　奥萨利班提出的“明确的天命”这个词，为以后的美国人所好用，现在的新保守派们在向美国民众阐述对外的干涉主义外交时也经常使用这个词。“明确的天命”一词，可以说明白地反映了美国人的心态，反映了美国人的天命意识。这个“明确的天命”在殖民地开拓时代，表现为向西挺进，驱除印第安人，赶走天主教徒，不断地获得领土。在这以后，表现为用武力或用胁迫或用宣传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式的价值观。在这个“明确的天命”的呼召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开拓了西部，来到了太平洋，参与了本来与它不相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动投入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反共产主义的盟主，陷身于越战，并且今天，在伊拉克打了个焦头烂额。

　　继而，奥萨利班又撰文主张从墨西哥手里夺取加利福尼亚，并进行了一番颇能引起美国人共鸣的鼓动，也渗透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他说：

　　“像墨西哥这样愚蠢和混乱的国家，根本无法进行像样的统治。所向披靡的盎格鲁萨克逊移民的先遣团手拿桑树和枪杆已经进入了加利福尼亚，随着他们的脚步，到处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学校、大学、法院、议会政体、工厂、以及市民的聚会所，这一切都是作为自然的结果产生的，是各个原则的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加利福尼亚获得自由的日子不远了，大西洋帝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帝国的日子，也不远了。”

　　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选民，盎格鲁萨克逊人注定要驱逐愚蠢的墨西哥人的统治，然后在那里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先进的教育体制，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给那里带来自由和进步。在这里，美国意识形态的关键词都可以找到，也就是民主体制以及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天命。

　　天命意识和对建立民制度的渴望，让美国人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从小小的十三州迅速将领土扩张几倍，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帝国。然后，抱着同样的使命感和对民主主义的执著开始了向海外的扩张。

　　最初反映出美国要向海外扩张意向并且对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纲领，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孤立主义的纲领，实际上，考察当时的国际环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向外扩张的纲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不干涉欧洲的事务，欧洲的国家则不许干涉美洲的事务，包括拉丁美洲，任何染指美洲事务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这个内容进行另一番解读，也就意味着，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美国的扩张范围，欧洲不许染指。以后美国以依照这个门罗主义开始从墨西哥夺取广阔领土，并干涉拉丁美洲的事务。美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大国之后，门罗主义经过海权主义的创始人马海姆的演绎，开始适用于太平洋，形成太平洋门罗主义，也就是说，太平洋成为美国的扩张目标。

　　马海姆怎样演绎了太平洋的门罗主义呢，是用是文明论，用一种基于美国意识形态的文明论。马海姆说，环顾宇内，将来能与基督教文明抗衡并很可能对基督教世界产生冲击的，只有东洋文明，也就是黄种人的东亚文明，在马海姆时代，代表东亚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抗争的，被认为是日本帝国，中国那时被认为是在将来有可能对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胁的“睡狮”。为防止这种“黄祸”的发生，马海姆说，美国依据历史上强国的经验，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海上强权，并且要向太平洋挺进，让太平洋成为新的门罗主义适用范围，也就是美国的后院。尤其是要占领夏威夷，这是抵制“黄祸”的桥头堡，然后要占领菲律宾，这是影响中国的前沿和跳板。这样做的目标，不仅是要防止东洋的黄祸，而且是要“将包围着自己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所谓“自己的胸怀，自身的理念”，就是指适用美国意识形态的世界。

　　海权论决定了美国新一轮开拓的方向，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挺进。在海权论发表后的不到十年之内，美国就占领了夏威夷、关岛等太平洋诸岛，并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菲律宾。在获得菲律宾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为此激动得“向上帝跪了下来”，他“感谢上帝给了美国人民将这些异教徒改造成基督教徒的机会”从那以后，菲律宾长期都是美国的殖民地，并且接受了基督教。现在，菲律宾与韩国一样成为东方少有的基督教国家，确实融入了美国的理念和怀抱。

　　融合了菲律宾后，就到中国的家门口了，美国开始对中国事务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

　　众所周知，中国那时正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时代，欧洲集权强国或民主强国彼此争夺世界、瓜分世界，把中国也当作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美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在这种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蕴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同的内容。门户开放政策的意义，依据当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的两次照会的解释，包含着两个明确的原则：一个是中国及有关国际势力促使并保证使中国打开大门，让中国不搞闭关自守并不在中国搞封闭的势力划分，商业机会均等，另一个是保障中国的领土及主权完整。它的本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式的瓜分领土，以及接受美国式价值观的输出，也就是美国式意识形态的输出。李普曼说，“门户开放政策是输出美国生活方式”。中国学者把它看作是商业情结与传教士情结的结合物。美国学者说，门户开放是与“独立宣言一样古老”的政策，其动机是让其他异域文明打开大门，接受美国的文明体系。实际上，美国自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以后在于中国的交往中一直试图让中国接受美国式的价值体系，让古老的代表性的东方文明纳入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怀抱。关于这一点，留待下面详述。

　　然后就是美国人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向老牌帝国主义挑战。新兴帝国主义因为晚到一步在瓜分世界的大餐中捞得太少，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试图从老牌帝国主义嘴里掰出一点残羹剩饭，因而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大打出手。新兴帝国主义是指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老牌帝国主义主要以英法为代表。日本在开战前宣称：“如果国际秩序意味着日本这样的强国也只能守一点领土，那么，这个国际秩序还有什么公正可言”。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本来与美国无关，属于纯粹的欧战，美国早期没有参战，属于隔岸观火，卖点军火发点财的角色。但是，当欧洲唯一的共和制大国法国被专制的德国打得支招不住时，美国的意识形态开始起作用了，美国就赶紧出来，向霍亨佐伦王朝的德国宣战，以保卫欧洲的共和制国家，拯救世界的民主力量。在当时，欧洲实行共和制的只有四个国家，而作为实际意义上共和制大国，全世界只有法国和美国是真正的共和制国家。美法两国曾经因为同样的意识形态而长期结盟，当美国为摆脱殖民统治而为独立而战的时候，法国帮助他打仗，并给以其他方面的支持，在美国成为共和制国家之后，法国又赠送其高大无比的自由女神像，一战时，美国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民主制伙伴。这个自由女神强调着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之之间的利益争倾轧，但因为美国参战而带上意识形态色彩。现在，英美法等国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争”，否认这场战争的起初的帝国主义性质，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反映了美国当初参战的动机，反映了美国的参战对战争性质的影响。实际上，通过这次战争，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佐论王朝、罗曼诺夫王朝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欧洲世界产生了众多的民主制国家。所以，一战的结果，客观上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也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在威尔逊主义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威尔逊主义是在一战后和谈期间提出来的，是指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战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秩序而提出的一些列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反对进一步殖民地划分、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人权、民族自治、和平主义等等。就其内容看，带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色彩，一反当时的帝国主义潮流，使盛行于世界几百年的帝国主义炮舰外交遭到了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人权主义的挑战，这在当时的帝国主义的时代有着很不平凡的意义。尽管威尔逊主义在一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没受到尊重，并且因为纳粹的崛起和新帝国主义潮流的涌动而受到嘲弄和蹂躏，但是，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影响的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逐渐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影响来。二战后，随着殖民地人民斗争的胜利，西方世界也在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帝国主义时代宣告结束。

　　威尔逊出身于牧师家庭，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在国内外政治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威尔逊主义的提出，以后美国的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实利的外交常被称以威尔逊主义。

　　然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在欧洲是在一战中失败的德国发动的针对战胜国的复仇之战，也是独裁的法西斯国家集团与民主国家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美国基于其意识形态，又一次充当了民主主义保护人的角色，

　　二战初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欧洲以及亚洲的战火都燃烧不及美洲，美国是一个隔岸观火的角色，如果仿效帝国主义国家的手法，美国人也可以扮演一个火中取栗或乘火打劫的角色，延续百年并且在一战后仍在主导世界的帝国主义分赃逻辑和实力逻辑，给了美国这样的机会，美国当时是生产总值世界第一的强国，当时的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慑于美国的实力，避免将美国卷入战争。

　　希特勒作为一个战略家，在取得欧洲战场胜利之前，他一直避免与美国这个大国发生冲突，虽然他憎恶美国的民主主义，并且将美国列为最后一个要“狠狠揍”的国家，但在解决欧洲事务前，希特勒避免与美国这个巨无霸对抗。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稳住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和自身的演说，多次向美国示好。甚至在美开始利用中立国身份为反纳粹国家运送作战物资之后，纳粹也极力克制，不敢对美国有所为。当时负责大西洋战役的德国雷德尔将军要求希特勒依照国际惯例，对美国船只进行截夺，遭到希特勒的压制，德国军舰遭到美国军舰开火后，德军要求反击，也被希特勒拒绝。1941年7月，美军接替英军占领了冰岛，帮助英军作战，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战争，德军也认为这是美军的参战行为，要求“有权在必要时可以在护航取击沉美国货船和攻击美国军舰”，希特勒没有同意，只下令将冰岛不再化入战区，以避开美军。罗斯福下令美国军舰见到德国船只就开火，希特勒则在纳粹长老聚会上对此回答说：“罗斯福命令他的船只已经发现德国军舰立即开火，我要求我的军舰遇到美国船只不要开火”。为避免美国参战，希特勒对美国表现出极大限度的忍让和退避。

　　日本在亚洲，为保住长期侵略中国获得的实利，也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为稳住美国，让其不要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日本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四大块，大东亚圈、欧洲圈（含非洲等殖民地）、美洲圈和苏联圈（含印度、伊朗），由当时的列强依据历史既成事实和地理优势来予以瓜分，其中，大东亚圈自然被考虑为是日本的，美洲圈则被考虑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不独占太平洋利益，并承诺保证美国的在华既得利益。

　　日本看到了当时的另一强国苏联与德国一道瓜分了波兰，于是幻想美国能与他做交易，而在东亚采取绥靖政策。

　　同时，除了忍让和利诱之外，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还结成三国同盟即轴心国，旨在威胁美国不要干预与欧洲战争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轴心国联盟意味着，美国一旦与这些国家交战争，将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局面，三个国家的领导人相信，美国绝对不敢冒这个险。轴心国缔约后，纳粹外长里宾特洛夫对美国警告说，如果美国参战，“美国不得不与超过两亿五千万的三国人民的团结的力量作战”。

　　但是，美国拒绝与德国或日本独裁阵营做帝国主义式的交易，也不理睬轴心国的威胁。

　　对德国阵营，在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之后，美国要求这两个独裁国家对不再进一步侵略做出保证，并且列出了不得染指的三十一个国家的名字。在德国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之后，美国对民主阵营给予大量支持，罗斯福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军火库”，美国提供军火长略物资给民主阵营，并用军舰护送作战物资到欧洲目的地。1941年，美国驱逐舰涅布拉克号在大西洋向德国潜水艇发射深水炸弹，同年，美军占领冰岛，进入欧洲战区，让冰岛成为援助欧洲民主阵营的基地。还是同年，罗斯福下令，一经发现德国舰只，美国军舰可以立即开火。这实际是向德国不宣而战。

　　对日本军国主义，美国起初要求其从中国满洲之外地区撤兵，并在满州地区不搞事态扩大化。随着日本侵华的升级，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的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在日本出现南进迹象时，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的战争机器无法继续运转。在日本抛出橄榄枝，提出四大区域瓜分世界、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在华利益等条件后，美国仍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次包括了从日本经营多年的满洲撤军，这其实是要求日本放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自然是日本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与日本开战之前，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以义勇军的方式组织美国军人加入飞虎队，来华帮助对日本作战，日本政府就此抗议，美国政府则对此故作不知，后来与日本开战后，美国政府索性将飞虎队编入了美国正规军。

　　美国的这种支持中国抗战，要求日本从中国包括满洲撤军、并且卡断日本战争补给的态度，使得日本军阀认识到，美国是不可能在日本容忍的条件下达成交易的，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如果维持现状，那就如同坐以待毙，必死无疑。如果与美国决一死战，虽然胜算不大，但如若侥幸战胜，那么日本就会全线盘活，既可确保近半世纪在亚洲掠夺的利益，也可进而控制太平洋地区，获得石油等战争资源。东条英机在与当时的首相近卫争论是否应该向美国开战时说：“有时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水台往下跳”。清水台是日本的自杀胜地。于是，军阀们铤而走险，发动了赌博式的太平洋战争。

　　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从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对于他们而言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与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人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

　　日本第一任国家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

　　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美国人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战。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的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止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进入七十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作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苟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的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作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继老布什之后掌权的克林顿总统批评其前任在人权问题上“软弱”，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克林顿在任八年，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肯尼亚，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近期的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布什时代的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1，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2，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3，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4，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的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起到了作用。

　　5，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Building)，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历史上，美国改造他国的成功案例是纳粹德国及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美国摧毁后在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现在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担任过国务卿、并对现代的美国外交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基辛格做了一个明了的概述，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他在《外交》一书中说：

　　“在旧世界维持和平的最为传统的方法，是维持力量的平衡。但是，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

　　基辛格是犹太人，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不属于保守派，也不信仰基督教，是梅特涅实力均衡外教的信奉者，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巨擘。基辛格在被尼克松拉入自己的团队之前，一直是民主党的热心拥护者，是民主党竞选智囊，并参与过天主教徒肯尼迪的总统竞选。基辛格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友好，是中美建交的先驱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封锁和制裁中国。在现在，他也在中美合作领域中很活跃，拥有一个专门的咨询机构，从事中美交流。我们看到，即便是这样一个世俗化的美国外交家和不拘意识形态的人物，也认为美国的外交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是“民主主义”。

　　中国学者一致认为美国的外交是追逐利益的外交，把美国外交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理解称逐利行为，说全球的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学者应该从基辛格的观点中获得启示和反省。（1.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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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美国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基督教理念的产物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可福音

　　“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意志”——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姆斯

　　“美国人认为，基督的原则体现在宪政当中，并且，美国人被上帝选中，是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马斯登

　　那么，美国为什么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为什么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和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

　　原因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于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新教，美国人的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强烈的选民意识及天命意识，来源于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新教。

　　美国人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新教有着固执的信仰，美国人执行意识形态外交，实际是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行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

　　这个基督教文明秩序，是创建美国的清教徒们梦寐以求的基督教中的千禧王国，是美国人一直力图实现的目标，美国人在这个目标中，看到了自己的天命。

　　我们首先来看看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与基督教的渊源关系，以及他们在美国是怎样用的基督教语言被表达的。

　　一、民主人权等思想来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人主义思想

　　一般人们认为，雏形的民主产生于古希腊的长老议会制。这其实仅仅是民主的外表形式，实质上是贵族群议政治，与现代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是风牛马不相及。现在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全民参与，政府为保护民权而存在，官员是百姓的公仆。古希腊长老议会则是贵族群议，寡头掌权，政府为统治而存在，官员是百姓的管理者，两者根本不同。把民主主义追索到长老制的人仅仅认为群议就是民主，没有理解民主主义的实质。

　　真正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思想产生于基督教宗教改革，产生于基督新教的个人主义思想。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脑海中是没有个人这个概念的，社会生活也不承认独立于个体的存在，个人被视为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独的个人。

　　在中世纪的农村，个人主要通过家庭来生活，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个人通过家庭来获得生活的资源，个人则完全从属于家庭，没有现代的与家族独立出来的个人的概念。这表现在：个人的命运由家庭决定，也就是职业结婚育儿等都由家庭做主，不能自己说了算；财产也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家庭，个人的钱仅属于所谓“私房钱”；缴纳税也不以个人名义，而以家族整体名义纳税；荣誉也属于家族，而不属于个人；一人犯罪，全家有时都要承担责任；个人被当作是某某家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等等。

　　我们现在看欧美人的名字都是家姓在后名字在前，反映了中世纪的个人完全从属于家庭的遗风。比如夏尔戴高乐，表示是高乐家的夏尔，“戴de”字在法语中表示从属。马克思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冯von”，强调的也是威家的燕妮。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名字放在家姓的前面，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强调个人优先，是外国个人主义的表现，其实是将中国的语序生套到欧洲语序里了。

　　在中世纪，家庭这个团体也被淹没在封建庄园这个大团体，家庭作为庄园的一个生产单位从事生产，多数的情况，个人作为某家庭的一成员，在身份上同时隶属于庄园主，为庄园主做工，向庄园主效忠，同时受庄园主保护。庄园往往具有武装，对外可以作战，对内则可以实施刑罚，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功能。

　　在城市，个人也埋没于团体之中，与团体纽带紧密，通过团体来生存。城市的这种典型的团体是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在中世纪，在个人的信仰生活中也没有“个人”这个概念，人们的信仰也依赖于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在中世纪，教会被认为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信徒只有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圣经》也只有教会才能持有，个人不允许持有《圣经》；解读《圣经》也只有教会才有权利，个人不许妄自解读《圣经》；灵魂的救赎被认为只有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如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等等。个人的存在信仰活动中完全被无视，个人是在信仰生活中不存在的概念。

　　总之，中世纪的欧洲，是“个体”“个人”意识完全没有觉醒的社会。

　　打破中世纪这种团体埋没个体的局面、首先让人产生“个体”意识的，是宗教改革。如前面所述，基督新教是作为反叛中世纪天主教信仰而产生的，因此有着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的教义和做法。基督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个“因信成义”的教义认为，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通过教会活动来获得救赎，也就是说，人的永恒的生命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某个教会来获得的。既然是通过信仰来获救的，而信仰本质上是个人灵魂的事，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发生的关系，那么，个人的信仰就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这个教义在信仰生活中强调个体个人，把个人当作信仰生活中的主体,个人被认为毋须通过教会的中介自然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中的另一方。

　　在教会的运作方式上，新教也强调个人的灵修，注重个人的灵命的增长，平信徒被允许并被认为应该读《圣经》，教会领袖不再垄断信仰。这样，在中世纪，就首先从宗教界产生了不再依附于团体的“个人”的概念。

　　“个人”意识的产生，促使了人权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产生。

　　《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被当作是小《圣经》，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圣经》的思想，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一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被认为是像父亲一样爱着世人的上帝。

　　在新教的“个体”思想产生之后，神爱世人的教义，被理解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人”不再是抽象的人，或某集合概念的人，而成为具体的个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的思想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爱的载体，上帝的爱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价值和福址，都为上帝所关注。耶稣说，上帝不愿意失去他任何一只羔羊，一百只羔羊中丢掉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回来。耶稣的话是“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教理依据。美国思想家马格利奇(Muggeridge)说，“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健康的，聪明的或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像福音书所说，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

　　“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权思想的源头。人权思想的本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个人的权利，只有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强弱幼壮，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权利都受到保障的时候，这才是贯彻了人权思想。任何一个人或一种人的权利受到忽视，都是对人权整体的污损。只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的思想是特权思想，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把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人从人权保障对象中剔出来，是歧视思想，也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

　　“个体意识”与“神爱世人”的思想的结合，也催生了个人主义。既然神爱每一个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对象，是承受神爱的载体。对每一个人的爱体现在对个人的爱上，个人福祉的实现才是上帝的爱的体现，个人因此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造的是个人，以后产生的团体应该是为人的目的而存在，为实现人的福祉而存在。因此，就个人于团体的关系而言，个人应该优先于团体，是团体的目的，而不应该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目的。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起源。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本质是，它认为，就广泛的团体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个人的福祉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

　　神学上的个人主义浸润欧洲社会，逐渐发展成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以及文化上的个人主义。

　　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上，它允许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所长和资源来与社会交换，以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最充分地实现自我。

　　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则催生了人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又催生了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

　　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被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人的价值被认为是最根本的价值。人本主义是宗教个人主义的产物，与宗教上的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上不同。他们的区别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依然遵循神本主义，认为神才是中心，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人本主义则抛去了神的地位，是世俗化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大众民主主义。

　　首先，个人主义颠覆了人类自有史以来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就被认为高于个人，国家的利益被认为代表了个人的利益，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附属，随时应该为国家献身。柏拉图说“国家是正义的体现”，亚理士多德说“只有在国家，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亚理士多德认为，家族优先于个人，国家则优先于个人和家庭，并在所有领域具有统制性干涉权利。天主教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奎那说，国家出于神的意志，对国家的服从是良心的义务。近代的黑格尔说：国家是道德的最高体现，是自我意识得道义实体，是最普遍的善，是自在自为的神圣的存在，是地上的神，绝对理念通过国家在地上达到了最高的自由，人类的历史就是国家的真正的实现。个人在黑格尔那里，应该成为普遍者（国家）的牺牲品。众所周知，黑格尔思想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哲学起源。

　　与这些看法正相反，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才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个人的完善才是这个世界的至善。所有团体都是为个人的服务的，个人优先于团体，不能给个人带来福祉的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国家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团体，也应该是为个人的福址而设立的。个人对于国家这个团体来说，国家是实现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手段，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服务，承揽和完成个人在群体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团体内部的卫生、治安、济贫，团体对外的安全的等等，它们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合法性，都得通过个人所享受到的福祉来体现。

　　其次，个人主义颠覆了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为民主主义提供了合理依据。个人主义产生之前，政府被认为是大众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官员被认为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个人主义产生之后，因为个人的福址被认为是目的，所以，政府被认为是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公共事务机构，政府的合法性和和效率也只有通过它为个人提供多少程度的福利来评价。

　　个人与官员的关系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社会的个人是雇主，政府工作人员则是雇员。为保证这种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的实现，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个人都能行使他的雇主权利，政府人员的任命必须由每一个人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就是投票选举，即由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而不是某团体来投票选举民意代表，然后由他们来任命政府官员。虽然这还不是一个体现每一个人的权利的最好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的表达每一个人权利的最好方式。

　　同样，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在民主体制中，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

　　第三，个人主义催生了民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了防止公务人员滥用民众的委托，侵犯社会中的个人的权利，公共机构应该由相互牵制和相互检验的部门组成，这就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独立的原则的由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实现和不受侵犯。

　　民主主义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今天的大众民主主义，囿于传统的偏见，妇女及个别种族都没有选举权。随着人权思想的深入，民主主义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被废止，众多的被歧视人群获得了选举权，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普选的大众民主主义。在美国，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妇女才被赋予了选举权，印第安人则更晚。黑人的权利则长期受到忽视。到近期，在人权思想的浸润下，这些情况才逐渐在得到改善。

　　如上所述，新教教义由上帝对人类的爱，引申出天赋人权思想；又从神爱世人、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发展出政府等团体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权利，个人优先与团体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强权的侵犯，使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体现，产生了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西方人权民权民主等意识形态的所走的发展路途。

　　关于新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哲学家杜威说：“个人主义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信仰，它阐明了个人灵魂的本质，使生活的起伏围绕着个人的命运旋转”。这里的个人灵魂的本质，指的就是新教的因信成义的信仰，指的是个人灵魂与上帝的交流。

　　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CarlnDegler）说：“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基督团体的成员而获救。”

　　关于人权思想与新教的关系，马格利奇说“千万不要忘记，人权肇源于基督教信仰”。

　　关于民主政治与基督教的关系，美国世俗学者桑多斯说“基督教构成了民主和人民自治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地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最普遍”。“如果不是基督教促成了独立宣言和宪法指定者的思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将不存在。”

　　编著了《韦氏英语大词典》系列丛书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韦伯斯特说：“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主义原则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

　　民主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在西方这是一个共识。在西方，凡是独裁的国家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个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比如，纳粹就称个人主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把“个人的权利”的概念改变为“人民的权利”这个概念，把人民变成脱离了个体的集合概念，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开始独裁，让人民这个词成为纳粹对实质人的权利的践踏的一个遮羞布。现在德国大众汽车的“Volk”这个词，就起名于希特勒时代，反映着那个时代德国对“人民”这个集合概念的吹捧。天主教时代的“神爱世人”时的“世人”这个概念一样，长期也是一个集合概念，在“神爱世人”没有落实到“爱每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对异端的迫害和政教合一，意味着对每一个实质上的人的权利的忽视和剥夺。

　　作为集合概念的“人民”，是集权政治的思想基础，其思想源远流长。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组织的一个有机单元，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被认为有意义，如同肢体与身体的整体的关系一样，没有了整体，肢体就被当作无意义。就个人与人民的关系来说，脱离了整体的人不被认为是人民，个人被人民这个集合词所取代，个人的存在意义在人民的概念下被抹杀。集权主义者声称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等等，实际上，人民没有具体的体现者，“人民”不过是集权统治者当作粉饰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手段。个人主义产生之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人主义那里不再是一个集合概念，而有了具体的体现者，那就是每一个人。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不是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肢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团体的散在单元，是团体中的独立的个体。人民或民众等概念就是由个人组成，个人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也是人民的权利的一部分。

　　实际上，没了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美国学者施密特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宗教领域。”

　　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在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往往把个人主义当作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等等。在中国人眼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六亲不认只顾自己的形象，甚至是损人利己的感觉。其实，这是种误解。中国几千年来是个儒教社会，注重团体，崇尚集体主义，中国人几千年来又被统治者的“苍生”等集合概念愚弄，因此没有个人的概念，没有理解个人主义。在美国人看来，个人主义不是损人利己，不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邻居爱，就是利他主义，就是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都要受到尊重，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他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就不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也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它践踏了别的个体的权力。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都首先尊重别人的作为个体的权利，然后社会也必须尊重你的个人的权利。一般中国人见美国人既鼓吹个人主义，而又在与人交往中显示出极大的邻人爱，乐于帮助别人，尊重别人生活和权利，因此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是彼此很矛盾的行为，其实是因为没有理解个人主义的实质。

　　二、在美国，自由民主都是用基督教语言来表达的

　　民主自由等思想起源于基督新教的教义，因此，在美国，人权自由民主等思想干脆直接都用基督教语言和基督教逻辑来表达，反映着民主自由思想与基督新教的渊源关系。

　　关于人的权利，《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里，“自明的（Selfevident）”一词，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惯用语，其意义，就如加里•阿莫斯（GaryAamos）说：它是指“无需证明，借着上帝的直接启示，通过直觉来认识的真理。该词设定，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并对人的理性设定某些信念。”这个词的使用源于保罗的《罗马书》。

　　哈理•杜鲁门总统说：“我们相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相信，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另一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人的权利是上帝赐与的，这是美国人的信念。

　　小布什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在谈到人权的时候说：“因为天堂和地球的创造者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们，所以，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都享有生来与俱的权利和尊严，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布什讲的“天堂和地球的创造者”指的是上帝，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讲的上帝是同一概念，他们都说的是《圣经》中的上帝，《圣经》中的创造了地上的万物，也创造了天堂。他们说的“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们”，指的是众所周知的《圣经》中的上帝造人的故事，说上帝依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

　　关于美国的民主制度，《独立宣言》说，“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之间成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于人民的同意。无论何时，当某一形式的政府变得危害这一目的时候，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说，上帝赋予了人的生命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和实现这些权利，才组成政府。政府的目的是来为民众服务的，政府的组成和合法性都来自于人民。

　　在这里，独立宣言强调了个人主义，首先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即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权利，而不是一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其次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即政府是为这些个人服务的，它的合法性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为每一个人的服务。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它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体系全都建立在个人主义思想之上的。美国思想家千宁（W.Channing）对美国人理解的个人主义作了个经典阐述，他说：“人生而有种种权利，就事物的秩序来讲，他们先于社会而存在，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为社会提供了人的能力，他们乃是各种社会制度的伟大目标之所在。”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为个人而服务。

　　艾森豪威尔说，因为人的权利是上帝赐与的，所以“人民推选领袖，不是让他们来统治，而是来服务”。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着来自上帝的权利，所以，人群中的领袖，只能是被选来为他们服务的。艾森豪威尔还说，凡是反对这一信念的人，在他们眼中没有上帝。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的思想和逻辑是，凡是不民主的也就是反上帝的。

　　实际上，翻阅美国建国以来的重要史料，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是在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讲当中，美国人在论述人权和民主的正当性的时候，都遵循着“上帝爱人、上帝赐每个人以权利，为保护这些权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逻辑。这种逻辑和理论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公式化逻辑，独立宣言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代表者，都从上帝造人和上帝对人的爱开始论述平等人权自由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保证这些权利的角度，来阐述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因为上帝仿佛他自身创造了人们，因此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因此必须实行保障了每个人权利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这种逻辑和理论，对于基督新教徒占国民多数的美国人而言，也是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理所当然、无可驳辨的公理。

　　在美国人的国民意识中，自由民主人权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它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上帝证明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合理性和公义性。脱离了基督教义，民主自由等将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体制之所以之最好的，因为它来源于上帝造人和爱人的教义，体现着上帝的律法和公义，是最符合基督精神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圣经》中的上帝造人以及神爱世人的人的思想，直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合理性来源，成为美国人为民主自由辩护的根据。

　　托克威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说；“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地存在”。

　　美国的宗教政治学家保罗•威廉姆斯说：“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意志，美国人确信民主正是生活的法则，国家必须加入进来，政府必须把民主当作宗教来宣扬。”

　　抛去上面讲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宗教教义，美国人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无可怀疑的公义性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是遵循着这样的思维：

　　“上帝创造了人，是依照他自己创造的，所以，人是最尊贵的（人权思想），人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任何制度和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和设置的，他的和理性和合法性只能从人从中获得的福祉来评价（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

　　上帝创造了人，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人应该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才能，有充分地发挥学习才能和发挥自身才能的空间和余地，有充分的条件让自己的人性达到一个完美的境地，所以，人必须是自由的，人和制度都不能限制这种自由，如果限制了这些自由，那么人就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无法荣耀上帝（自由主义）。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最符合上帝的旨意的社会制度，是最符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目的制度，也是对人最仁爱的制度、是最有助人成长和完成自我的制度（全世界都应该是自由民主体制，救世主义）。

　　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应该去爱人，爱所有人，他的行动应该体现出上帝的荣耀，应该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去实现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使命和义务（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干涉主义）。”

　　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识和使命感的完整内容，是美国国民的共识，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人的这个共识，落实到具体的体制上，就是美国人奉行的个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证体制，就是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在美国人的思想里，与上述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对应，也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如果也抛开这些制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宗教教义，用一般美国人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制度的公义性的理解，那就是这样：

　　“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并且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有着崇高的尊严和价值，这些尊严和价值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表现在他的各种权利上，表现在他的生命权、财产权、身体自由权等权利上，这些权利无论在那里，都不能受到侵犯。所以，全世界的国家和政府都应该尊重和保障人的这些权利（人权宣言和世界人权条约）。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政府是为人服务的。政府的合法性必须由人民承认，功用必须由他的人民来评价。政府应该是由人民选举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人民是个人主义的人民，即人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的权利的实现必须由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实现来体现，而不是集合概念的没有体现者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人人都享有生来与具的自由。这个自由让人来充分地实现自己，以来充分地荣耀上帝。这个自由首先包括人择业的自由，人可以充分地依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来选择职业，中世纪的身份和职业的限制是野蛮的；还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让人能拿自己的能力来与社会交换，使自己的能力获得作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的不许人自己搞经济的政策实限制人自由的，所以是不好的，必须搞自由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制度）。

　　这是美国人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及人权保障制度的认识和感觉。

　　此外，美国人的一些个性和习惯也与基督新教的教义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人独立和竞争的个性、以及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也由来于清教主义。他们在美国遵循这样的逻辑，即：

　　人是荣耀上帝的，所以人应该完善自我。这个完善自我包括自身的修养和自我的实现。尤其是自我的实现，在充分地通过自由实现自我的同时，人应该依靠自己来实现自我，而不是靠他人、父母或亲缘，所以，依靠血缘得来的职业成就是可耻的（个人主义的竞争制度）。

　　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意味着人的责任。因为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每一个人在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尊重别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尊重他人，注重隐私）。

　　等等，美国人思维方式与基督教的渊源关系，可以说不胜枚举。

　　在世俗化国家，一般人在谈起民主政治的起源时候，都说民主政治思想起源于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国的学者和理论界也是这么认为，认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因此产生了民主的政治理论。在论述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时，西方国家都引用洛克和卢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则引用马克思。在美国，虽然这种世俗的观点也存在，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民主自由等的合理性仍然被归结为上帝，被归结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爱和权利的赐予。这种归结更真实地反映了人权是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反映了宗教对的民主思想的启蒙，反映了民主政治萌发和成长的轨迹。

　　三、美国意识形态当中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由来于基督教的选民思想和传教思想，由来于清教徒的教义

　　由上面可以看出，美国人之所以执著于自由民主等理念和体制，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和体制，最符合基督精神，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它来源于上帝造人和爱人的教义，体现着上帝的律法和公义。就像艾森豪威尔说，凡是反民主的就是反对上帝。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和社会秩序推销到全世界，并为此不惜流血采取暴力，牺牲包括美国士兵在内的众多的人的性命？

　　答案是：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使然，而这种使命感来源于基督教中的选民教义和救世精神，也来源于一些基督教流派中的特殊教义，尤其是清教徒思想和美国民间普遍相信的后千禧年主义，对美国人的改造这个世界的热情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督教有强烈的选民思想，是一个“拣选”和“呼召”门徒的宗教，有强烈的传教要求，因此也是一个救世主义宗教。

　　基督教认为，这个世界起初也就是在上帝创造之初，是个美好的世界，在伊甸园时代的初期，世界受到上帝的祝福，万物和谐相生，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认上帝为主，为上帝的灵所充满，过着衣食丰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幸福生活。

　　但是，撒旦诱惑人类脱离了上帝，独立自主，不再认上帝为主，要自行判断万物的善恶，于是，人成了脱离上帝的存在，脱离了圣灵，人成为理性与肉欲相冲突的人，世界也成了受到诅咒的世界。

　　脱离了圣灵的人充满了罪性，行为上也充满了罪恶，按照上帝创造万物的规律和秩序，这样的人也就处于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个灭亡包括肉体的死亡，也包括灵魂的灭亡。受到诅咒的世界不再万物和谐相生，而是成了自相残杀的世界。

　　但是，上帝是爱人的，他象父亲看待孩子一样看待自己创造的人类，面对被撒旦败坏的人类，上帝不愿他们灭亡，要救赎他们。

　　由于人的罪性和作为被造物的局限性，人类自己是找不着救赎之路的。因此，上帝只有自己来救赎人类和世界。

　　上帝救赎的办法，就是上帝成为耶稣，自身降临人间，在十字架上替人类死了一回，替人类赎罪。然后上帝把十字架救恩的信仰赐给人们，这个十字架救恩的信仰包括：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上帝是自己的主宰，相信上帝已替自己赎罪。上帝让一切相信这个救恩的，罪都得到赦免，不再被追究。并且，对于信上帝救恩的，上帝把伊甸园时的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再造的新人，他们因为被上帝的圣灵充满，肉身得以摆脱罪恶的捆绑，不再犯罪；灵魂则因圣灵充满，成为不死的灵魂。这样，人就在身体和灵魂两面都得到了救赎。

　　这是一个好消息，也就是一个福音，是一个人类有可能再次获得永生而不再死亡的福音。

　　上帝救赎世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世人传播这个福音的过程。被告知了这个福音并且信了这个福音的，也就是被救赎了。上帝先拣选了他的使徒，把上帝替人赎罪的事实展示给他们，并把救恩的信仰赐给他们，然后上帝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门徒们，让门徒们走遍天下，这些门徒世世代代把上帝的信息传给一切上帝预定要救的人，也就是预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上帝在人间的时候对他的弟子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传到万邦传遍地极的时候，也就是上帝预定的信徒之数满了的时候，上帝将重新来到人世，让死去的信徒复活，与当时在世的信徒一起，与上帝统治世界一千年。

　　上帝拣选出来并让他们相信这个福音并传播这个福音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体现着上帝救赎的大能，他们因为圣灵充满，身心不再矛盾，不再犯罪，行为上体现着来自上帝的善和智慧，荣耀上帝。上帝要求他们做世上的盐和光，去造福他人，光照他人，他们因为被上帝的圣灵充满而能够做到。

　　基督徒不仅体现了上帝的救赎的大能，还要与上帝一同做工，把得救的道路传给上帝预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

　　基督教的这种拣选和呼召以及传教的教义，使得信徒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这种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驱使信徒们不断地把基督教义向世界各地传播，先是在中亚，再是在欧洲，然后是在美洲，再是亚洲，在短短的两千年里，基督教由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宗教团体，成为一个遍布全世界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的救世主义，被以后的一些基督教神学思想强调和发展。其中，影响较大并尤其强调基督徒的救世义务的，是后千禧年主义思想。在基督教中，有一个基本教义，就是耶稣基督将再临人世，并建立一个基督统治的千禧王国，然后行使最后的审判。基督何时再临？是在千禧王国建成之后再临？还是在千禧王国建成之后降临？一直有着分歧和争论，主张千禧王国之前降临的，叫前千禧王国主义，也就是说，基督降临是在千禧国之前。主张千禧王国之后降临的，叫后千禧国主义，也就是说基督降临在千禧国之后。

　　后千禧年主义主张的千禧国是怎样建成的呢，这个主义说，是靠世上的基督徒建成的，基督徒应该努力地去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个世界，用基督教的教义去建设这个社会，建设这个世界。在基督的社会和世界建成的时候，也就是千禧年时代了，然后耶稣蒋再临人世与基督徒共同统治世界一千年。

　　后千禧年主义把改造世界和在全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国当作基督在临的前提，当作上帝给基督徒的使命。

　　后千禧年主义被一些教派所接受，这些教派的特点，就是主张社会变革，主张用基督教原则来改造社会，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国。或者，在一些不赞成后千禧年主义的教派里也都不自觉地带上了后千禧年主义的因素。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人口的86%都信耶稣，因此，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在美国国民意识中普遍存在，救世主义也就成国民意识中一个普遍因素。

　　在此基础上，美国又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清教徒起源于卡尔文宗，卡尔文宗具有强烈的天命意识和革命诉求。

　　卡尔文宗坚信“预定论”，也就是相信天命论，就是相信人是否被救是否能成为基督徒，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预定好了的，被拣选的成为基督徒的，是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些人被拣选用来做神的器皿，荣耀上帝，为上帝所用。这种天命论与“通过努力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功德论”对信徒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造成的影响不同，天命论造成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更强烈。

　　而且，卡尔文宗曾经掌握过国家政权统治过瑞士日内瓦共和国，实行过彻底地新教的社会革命，因此，卡尔文宗强调改造世界，强调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起源于卡尔文宗的清教徒在卡尔文的天命观、革命观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后千禧年主义，因此，清教徒更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主张改革社会和改造世界，以建立一个实行基督教原则的基督王国。

　　清教徒的这些革命教义，强化了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使得美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了更为强烈的选民意识和救世思想。

　　基督教的选民教义让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体现了上帝救赎的大能，是被选来要做世上的盐和光，被选来造福他人光照他人的。

　　这种要造福人间光照人间的意识，让美国人的对外政策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强国，更带上了一些道义色彩。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时代，强国是靠实力说话的，靠实力说话经常意味着炮舰政策和掠夺领土。大英帝国在强盛时期掠夺的领土是众所周知的，一段时间号称日不落帝国。法国德国都曾经掠夺过别国的领土。这些国家受过基督教的浸染，在掠夺和占领过程中，尚显出人道，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没有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所以表现出异常的残忍和野蛮。日本在强盛时期的帝国主义政策无不伴随着屠杀，日本在占领韩国时期，曾经有过策划，就是把韩国男子全都煽掉，让女子全作慰安妇，以灭绝韩国人，因为他们认为韩国人是劣种。日本在占领旅顺之后，屠城只剩三十六人，而这三十六人也是用来埋死人的。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大屠杀则死伤无数。这是帝国主义的实质，靠实力说话的实质。

　　美国作为强国，则很少这方面的不光彩的纪录。早期，美国人屠杀过印第安人。但自己马上就予以纠正了，并且注意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在向太平洋扩展过程中，占领国菲律宾等国家，但自己也纠正了，现在，菲律宾是独立国家。美国的外交就像基辛格讲的一样，反对实力说话的政策。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把中国当作肥肉来割食，对中国实行炮舰政策的时候，美国没有乘人之危来掠夺中国。美国人与中国近代打的唯一一场仗，是八国联军，那场战争，美国人把它当作一场护教战争，也就是传教士在中国没法保障安全的时候，来出兵中国，这一点再稍后叙述。

　　美国在威尔逊时代提出的民族自决等国际政策，实际上是要求国际社会结束帝国主义政策，二战后在美国的指导下，西方强国也结束了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占领德国和日本之后，并不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要求各地赔偿，剥夺主权等等，相反，给了这两个国家大量援助，帮助这两个国际建设好民主主义体制后，并不占领他们，而是恢复他们的主权。如果依照帝国主义政策，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至少，日本这个国家早不存在了。现代的新保守主义在强调他们的对外政策时候说，美国只要把民主带给别人，不要求领土。现代新保守主义者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福音派人士。美国的这些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做法，正是来源于基督教的要做世上的盐和光、要造福世人光照世人的选民意识。我这样说美国，并不是想给美国人涂脂抹粉，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明美国政策的实质和它的由来。其实，中国的学者也看到了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特点和历史。比如，关于成为美国外交精神代表的威尔逊十四条，北大出版的一本书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强调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就世界和平提出了具体的方案。此外，威尔逊十四点计划还站在殖民地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殖民地的处理以及如何照顾殖民地人民利益的问题，要求与会各国相互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

　　基督教的传教教义和清教徒的革命思想以及后千禧年主义的基督王国思想，让美国人带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驱使美国人在全世界积极推广和保护新教资本主义，并且全力以赴，乐此不倦，其目标，是建立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实现基督的王国。因此，这种使命感也让美国人的外交带上干涉主义色彩。

　　我们看到，美国人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就四处插手，四处打仗，自己打，也帮别人打，成为第一大国之后，四处建设军事基地，并四处干涉别国事务，这些行动其实都是一种护教和传教行为，它们都是在保护自由民主等新教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推广这个价值观和制度。这个思想和制度，在美国人看来，是最符合基督教义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是基督的原则对社会的适用。马斯登说“美国人认为，基督的原则体现在宪政当中，并且，美国人被上帝选中，是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因此，美国也就拼命捍卫和推广这个制度，并且为了推广，不惜用强权和武力，其最终指向，就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体系。

　　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体系，体现着千禧年主义的建立基督国的梦想。这个梦想，驱使着清教徒一直要进行社会改革。英国的清教徒在十七世纪发动清教徒革命，目标就是在英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卡尔文的日内瓦的基督教联邦，用清教徒诠释的基督教原则来改造社会，而后把这个基督教社会推向世界。清教徒革命的领袖克论威尔掌握了政权之后，砍下了国王和国教会主教的脑袋，这还不够，临死前，克论威尔说，“假如上帝再给我十年的生命，我要让全欧洲的君主在我面前发抖”。

　　美国人继承了清教徒的这个梦想。一部美国的历史，就是向千禧国迈进的历史。美国在殖民地时代，要把美洲建成“山上的城”，就是要先在美洲建成一个基督的国；美国人消灭自己的奴隶制度，就是要消灭阻碍千禧国实现的罪的制度；美国人在国内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立法，让弱势群体的如黑人印地安人妇女儿童的权利，就是想让美国这个“上帝的城”越来越符合基督教的原则；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对外实行干涉主义外交，就是要把这个千禧国推向世界，在全世界建立这个基督的千禧国。马斯登说“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是美国是一场改革的中心，这场改革将把世界导向基督教文明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千禧年时代”。布什在二次就任演说中说：“要消灭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独裁者”，与克伦威尔的话很有神似之处。

　　其实，中国人要理解美国人的改造世界和建立基督王国的热情应该很容易，因为中国曾经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也曾经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类，要输出革命。这与清教徒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千禧国以迎接基督的来临的热情很相似。当初我们怎样激昂地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美国人就一直怎样激昂地要建立基督的千禧王国，当初我们怎样狂热信仰马列主义，并要把它输出都全世界的，现在的美国人就是怎样狂热地信仰新教的民主自由思想，并要把它输出到全世界的。

　　共产主义者与清教徒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这种相似有很多学者都论述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学者拉斯基，拉斯基指出，共产主义者与清教徒不仅在理想上相似，而且在个性等方面也很相似，他罗列了下面的一些相似之处：

　　1，清教徒与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具有强烈的选民意识。两者都鄙视世俗及日常习惯。

　　2，两者都确信自己会赢得整个世界，相信历史的最终结局是自己的胜利。因此，两者都有着强烈的对抗世俗迫害的能力。

　　3，两者都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反对自己的是恶魔，必须予以消灭。

　　4，清教徒蔑视世俗的学问，早期共产主义者蔑视资产阶级的教养。

　　5，清教徒信靠《圣经》，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而且万能。

　　6，两者都反对异端的不宽容，但自己一旦掌握政权，对政敌也不宽容，并且把宽容当作软弱，把软弱当罪恶。

　　7，蔑视中间派和中庸之道，有时比仇视敌人更仇视中间派。

　　8，因为恐惧自身不能得救，或从救赎中被排除，因此，有谄媚阿谀及伪善的习惯。

leoday

好长，慢慢看～～

GZROCK

[M10] 太长，没看

mayau

[M10] 这么长篇，太累.......

sammi

值得一看，受益非浅！

hphaijun

ding

好撒玛利亚人

早已看过！还介绍别人看了。 [M04]

五羊新城

今天先看两章。

fawn

老帖子，但是内容很好。

虽然对于推销意识形态的做法很不感冒，但是不能不承认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

winner

内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