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个人

肖阿姨

【故事已经远去】 我们几个人
肖存玉

候车室里挤满了人，我只好站在边边上等候。一会儿，广播里喊进站，人们骚动起来，向窄狭的栅栏拥去，我随着人群方向移动，忽听一个声音大叫：同学们快提好包，随队伍……这是谁？一种带湘西口音的普通话，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我踮起脚顺着声音从乱晃的人头缝里望过去，隐约能看到侧面的人影，一副眼镜，镜片在暗光里忽闪，从个头上，他好像是——
火车上，我凝视着窗外，从前的故事一幕幕浮现出来。
那是1968年的冬天，经历了几个反复的文革运动暂时静了下来。我所在的女子师范学校忙于搞毕业分配。在毫无例外的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中我被发配到醴陵县。和我分到一起的还有一个叫菊花的同学。我们肩挑行李由地区，县、区、公社、大队层层发落，像两颗石子被踢来踢去，最后滚到一个角落里。当晚，生产队开大会，漆黑的堂屋里坐满了人，谁也看不清谁。社员们有的疲乏地低垂着头打瞌睡，有的懒懒地吸着旱烟。生产队长简单地说了说近日的生产情况，接着说，我们队分来了两名下放劳动锻炼的女青年，看安排在谁家吃住，哪家房屋宽敞点，自己说说吧。屋子里一片寂静，接着是三三两两的细语，就是无人应承，会议不了了之。几个队干部商量着如何安排我们的事。
第二天，我们和社员们一起挑土填塘。一个学生模样的农村青年与我们搭讪：听说隔邻大队来了两个大学生，你们认识吗？也是长沙来的。
夜晚，菊花对我说，不知道那边大队的两个大学生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笑着说，怎么啦！你想去看看呀。她说，听主家说，过几天就是赶集的日子，集市就是在那个大队，我们去赶集，说不定就可以碰到他们。
集日的早上，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着细雨，细雨中又歪歪斜斜落着点点雪花，已是年边的寒冷季节。田垅里三三两两的男人女人来往，有的挑着红薯藤去卖，有的已买了菜秧、菜籽回来。路边的农民都要呆呆地望着我们，我们只好低着头走过去。
前面传来一阵锣鼓声，田野的那边谁家出殡。一群飘动的冷白在雨雪中缓缓移动，显眼的红漆大棺材在人们肩膀下忽闪忽闪，后面是呜哩哇喇的乐队。我们闪在路边让队伍过去。菊花说，听说人死了特重，棺材也越抬越重。
看那八个抬棺材的人，其中有两个分明与众不同，两个西式头，其中一个戴副眼镜，穿一件破烂的、没有扣子的棉袄，胸前背后都有棉花爆出来。腰上系着一根粗草绳。路旁一位妇女说，你们看那两个穿破棉袄的是刚分来的大学生，他们的脚杆子在打颤，粗大的抬杠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一位老人轻轻地说，造孽呀，秀才怎能抬棺材呢。
以后我们没有再赶过集。经历了春插、双枪、秋收，转眼又到了冬天。我们被派到县五七干校继续劳动。
在干校我们意外地碰上了两位抬棺材的"秀才"认识后知道个子较高的叫刘平，长沙人。矮点戴眼镜的叫胡伟，湘西人。他们是湖大和师大的六六届毕业生。我们被编在一个连队里，起早贪黑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
一天清早，我们去砍柴，四个人沿着山间小路，一边走一边张望两旁山上是否有柴可砍，大约走了两三里路，看来右边高山上有些小树枝，胡伟对我们说，你们两就在这山上砍吧，我们再走远点。
我和菊花上山了，将山头散布的小树枝一棵一棵砍下来，小把小把拢好…..
太阳快到山顶了我将小把小把的干树枝摞到一起，准备成捆。我搂着一把柴从茶树之间钻过去，脚下一滑，整个人如同成捆的干柴咕噜咕噜往山下滚……
菊花大喊：志君！志君！（我的曾用名）大约滚了二十多米，一棵树枝救了我，挂住了我的裤子，在这一刹那我抓到了一根树藤，当时头在下，脚在上。菊花跑过来惊呆了，我慢慢坐起来，不见哪儿挂彩，半响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等我站起来时才觉臀部痛得厉害，看来木柴是挑不回去了。菊花帮我把柴捆好滚下山来。我们坐下来等胡伟和刘平。
砍柴的队伍陆陆续续回来了，大捆大捆的树枝把挑柴人的脸和身子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脚向前移动。
胡伟和刘平来了，他们砍的柴有我们的三倍还多。见我们这般模样，他们又将我的柴匀了挑起来，我忍痛慢慢往回走。
夜晚，我透过小圆镜看到臀部内出血瘀了一大块，我想到城里的亲人，蒙在被子里哭了好久。
第二天一早，我从箱子里翻出藏了很久的几帧外国电影剧照。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墨西哥女郎，身着一条黑裙，系着一条浅色花头巾，两只又黑又大的眸子凝视着我，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角流出，挂在漂亮的脸蛋上。我看着她，鼻子又酸了，心里的泪水又到了眼眶。这时刘平来了，我来不及把照片收起，刘平见到这张照片说，把这张照片送给我吧。她好像我的霞——那一颗忧郁的心。我抬头望了他一眼，摇摇头，没有将剧照送给他。
刘平来通知我，干校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党的九大的胜利召开。宣传队的节目全部都是自编自演。胡伟是中文系毕业的，担任编剧，刘平虽是物理系，文艺上有才能，笛子吹得很好，一曲"红军哥哥回来了"响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导演非他莫属。我担任报幕和独唱。菊花参加大合唱和小组唱。我们的演出任务频繁，从县城到矿山、工厂、各个公社都走遍。
一次演出完了，我问刘平，你的霞还好吗？他的情绪顿时跌落下来，慢慢地对我说，领导派她挖防空洞，年轻的军代表多次找她谈话……难以名状的表情看出了刘平内心的苦涩，我忙打住话题。
胡伟却主动向我们吐出了他的一段初恋经历：
文革时期，因背着家庭的包袱，两派组织我都没有参加，整天呆在家里，看些书。隔壁的小珊六六届高中毕业了，经常过来向我借书。日子一久，我们相爱了。小珊的母亲知道后极力反对我们的来往，不准她找我借书，不准她进我家的门。小珊每天上午十点钟去马路对面挑水，我们就在那里见面，说上几句话。有一天，小珊约我去上街，那天她爸妈都不在家，小珊建议拍一张合影。万万没想到，当我们迈出像馆时撞见了小珊妈妈单位的一位女同事。第二天，小珊被母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小珊被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准踏出大门半步。珊整天在屋子里哭泣，眼泪从她的脸上淌下，从我的心里流出。我恨自己无用，我没有丝毫办法，我不能给她欢乐和幸福。来这里之前，我割破手指写下几句小诗赠予小珊，悄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珊……
因为，小学校急需要老师，我第一批分配到了本县的农村小学教书。说来也巧，不久干校搬迁，搬到与我任教的学校不远。一天，菊花约我去干校玩，在那里吃梆硬的米粉粑粑。菊花说，前几天，胡伟推土车从几十里外的粮站买米回来，经过一个独木桥时，大米、土车和人一齐滚到小河里。大暑天，胡伟当时赤裸着上身，只着短裤衩。菊花接着说，还好他命大没有内伤，300斤大米因被水浸泡煮饭不熟，只好做米粑粑了。
那天我没有见到胡伟。
我调回长沙之前听说胡伟和刘平分配到县中学教书，菊花分到某小学任教。刘平和霞结合了，但遭到霞单位权威势力的陷害，双双再一次下放到农场劳动。此后，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
我在省文化厅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一晃就是20多年，一天，听说厅里来的新厅长到我们单位来视察工作，要我到场，必要时作作简单的汇报。
新来的厅长，身体已微微发福，与陪同人员一起走进办公室时，我愣住了，这不是刘平吗！他也认出我来了。
会后我问他，胡伟现在在哪？他停一会儿说，胡伟患肝癌死了。
我惊讶了！这是多久的事？我问。
他说，怕有5年了，那年他刚刚提拔当校长。
啊——那次在候车室见到的不是胡伟？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