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诗人与故乡"刊载鸣戈专辑

鸣戈

《文学界》"诗人与故乡"刊发鸣戈专辑
                       2010年11月号刊出·影印件
                              [原文附后]



<文学界>由湖南省作家协会\主编








                                    鸣哥
                                             阿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岁的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湘东一个偏僻县中学教书，与外界几乎隔绝，只能通过写信与外界联系。
    记得是那年的11月份，我收到何立伟兄的来信。立伟兄是我通过著名诗人郑玲老师认识的朋友。立伟兄信中说是他有一个极好的哥们，在湖南省京剧团工作，很讲义气，过几天要到桂林去演出，立伟兄于是邀我一同去桂林，在桂林与鸣哥会合。收到信后，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作出了决定。
    我只身到达桂林后，找到了鸣哥。当时鸣哥很瘦，留着长发，风流潇洒的样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鸣哥就像大哥一样待我，天天陪我上街，我第一次吃到桂林炒粉。鸣哥有事时，我就一个人去阳朔、漓江游玩，晚上就到鸣哥的团里驻地落脚。离开桂林时，鸣哥到火车站送我。记得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火车渐行渐远，我还看见鸣哥在站台上挥手。
   就这样结识了鸣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鸣哥是这场文学大潮中的骄骄者。鸣哥待人诚恳，善于提携后进，且他组织活动的能力很强，身边常围着一帮“粉丝”。后来我所在的城市有个叫“春天文学社”的，把鸣哥从长沙请来讲课，我妻子当时是该社的社员，极其虔诚地听了几次鸣哥的讲课。二十年后，有一天妻子清理旧物，翻开以前的笔记本时，忍不往叫起来：哈，里面还有着鸣哥讲课的记录。
    1992年夏，那时我已经调到广东工作。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了我办公室，一听，竟然是鸣哥！这个电话顿时让我觉得窗外的阳光格外地灿烂，我们居然会在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我们见面了，而且，我第一次见到了美丽端庄的嫂子和年幼的潇潇。
    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鸣哥一家三口要租房住。记得鸣哥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只用一个三轮车就可把所有的家当装完，鸣哥在前面拉，我们在后面推，铁桶哐啷作响。
    鸣哥的讲义气，肯帮忙，是我们这一帮人所公认的。他一个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从湖南来广州，见到我以后就叫我联系鸣哥，他说，在广州谁都可以不找，但一定要把鸣哥揪出来。
     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鸣哥一呼百应，把我们这帮湖南在广州的“散兵游勇”召集起来打麻将。这些人当中，都是些在湖南就已很有名的作家、画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报纸记者等等，而把我们发动起来后，鸣哥却从牌坛销声匿迹。直到如今，每当有人牌场失意，哀叹世态炎凉时，总是要追根溯源，把鸣哥拎出来：“就是这个鸣哥，害得我们……”
    二十多年过去了，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每每忆起过去的时光，总不免要惆怅和伤悲。鸣哥，我们都老了吗？

            鸣戈的诗：我没见过的那个人

在我出生后不久的1960年
或者在我还没有出生的1959年
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人
他死了

在长沙城里的槐树下
外婆梳头时对我说
他是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
在叫做姚家坝的那个地方上
他的手艺精湛，名声很大
提起刘木匠，外婆说
他的脾气也大得惊人
奇怪的是
我的母亲
很少提起这个人
更为奇怪的是，十八九岁前后
我也做过几年木工

此刻，在广州城的秋天里
我在想，脾气大的男人
会不会是个酒鬼呢
不过，我的爷爷脾气也大
但他是一个旧时代读书做官的人
喝一二小杯酒之后
他只是瞪大眼睛
与我的叔爹叔伯们谈诗论文

我与我的爷爷喝过酒
与我的父亲喝过酒
我没与那个人喝过酒
我后来喝酒写诗脾气时常不小
不知与此有无什么渊源

七十年代，我的外婆走了
外婆的魂留在了长沙城
外婆并不是姚家坝的人
2007年，我的母亲走了
母亲走后的一年
父亲也走了
关于我没有见过的那个人
50岁的我
从此便无从追究

我的父亲是见过那个人的
或者那时候
我的母亲正怀着我或刚把我生下来
所以父亲是一个人去的姚家坝
代表我的外婆和母亲
去姚家坝
料理了那个人的后事
父亲是一个守得住心事的人
关于那个人的死因和细节
父亲也从没有向我提及过

一九六几年，我们
举家被“下放”姚家坝一年多
记得舅舅家门前有一条河
河上架着一座铁路桥
是我当工程师的姨父修筑的
桥修好后，姨妈便离开了姚家坝
姨妈后来一生定居在北京
姨妈一生只坐火车回过一次姚家坝
我隐约听说
那个人的死因，与铁路有关

那个人不仅手艺好
据说打骨牌的手气也好
临近解放的时候
他赢过几亩田，于是
他从一个手工业者被晋升为
富裕中农。对此他很是郁闷
外婆说，他从此再没摸过骨牌
他的死，与郁闷有无关连呢

以上，就是我关于那个人的
全部认知。那个人
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
没有留下过一件他的木匠作品
我大弟说他的名字叫刘仁贵
更令我遗憾的是
连他是否喝酒抽烟
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从没追问

那个人与我的童年无关
与我的青年和中年无关
但是，那个人
与我的生命有关
我自以为是一个有想象力的诗人
然而我不能没有依据地去想象
这样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人

前不久回长沙时
我的两个弟弟建议说
今年内，我们一起回姚家坝一趟
姚家坝离长沙约莫一百公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在上海读书，经常坐火车路过
火车并不停靠那个小站
我知道，那个人的坟
就荒芜在那个小站不远的坡上

那个坡，如今还在不在呢
如果那个坡都不在了
我们即便去了姚家坝
也无从更多地接近那个人
——那个人，是我的外公
2010年8月19日
              鸣戈歌词：老屋
一条小河，二座青山
三间老屋，四季花香
炊烟生妙笔
山水筑画廊
河边草，山外山
屋前花，心中娘
唤儿回乡品新粮
呵，人过半百归

酒过三巡醉

老屋之恋不在酒
一个辣字暖心房

一张车票，二只皮箱
三间老屋，四世同堂
篱笆隔往事
灯花绣秋光
篱笆雨，秋光长
灯花落，亲情燃
照我回乡著文章
呵，人近乡里怯

月近中秋黄

老屋不知身是客
一个情字当歌唱
（版权所有）
2010年8月16日
                               鸣戈随笔：故乡不是过去式

    人，是不是一株可以四处移栽的植物；诗人，是不是一种可以四处移情的人，这，算不算得上是一个问题呢；如果这都不能算一个问题，那么，“诗人与故乡”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从迁移人事档案的时间算，我是1992年9月正式离开的故乡长沙，那一年，我33岁；至于我是从何年何月开始有意识写作尤其是写诗的，这已经很难计算。
    如果以投出第一篇稿作为依据来界定一个人文学之路的起点，那我不会忘记，那一年是1974；如果以加入一个组织作为依据来界定一个人的作家或诗人身份，那我也还能想得起，那一年是1985。
    1985年，我加入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同年，我入读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编剧专业。
    1974年，我把一篇题为《修路》的小小说稿寄给的是湖南的《红领巾》杂志，那时候，投稿只需把信封的右上角剪掉，寄往全国各地的正规刊物都是免费的。所以，寄这篇稿子，当时我应当是以一种顽童的心态所作出的好奇之举。然而问题来了，不久，我居然接到了有关这篇稿子的回信，然而，作为一封公函，内容却并非铅印的退稿或用稿事宜，而是一封署了编辑大名、书写大气、漂亮，约我去出版社面谈改稿的信。
    多年以后我知道，这位姓郑的编辑老师，当时就是湖南省一位资深的儿童文学大编辑。
    那是一个冬天，14岁的我，坐到了一位约莫40多岁的编辑面前。那情形，就是一个小学生坐在了老师办公桌前面，当时他说过些什么话，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他的相貌、体态和认真的状态，我现在隐约还能想得起来。虽然稿子最终并没如期修改刊出，然而，我从此便发誓不能辜负了这位前辈的厚望。
    郑先生，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职业编辑。我后来在长沙的街头见过他一次，他正肩负着他的孙子在看耍猴。这个情节，我已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
    我见过的第一位职业或者说专业诗人，是我的老师：于沙。
    我有规律地向于沙先生学写诗时，我十六七岁，于沙先生五十来岁。
    于沙先生据说现在常住在北京他女儿家，前几年过年时，我带家人去看过他，他谈兴依然，且当场题赠了墨宝，至今我还收藏在书柜。
    我的故乡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一直有着很强的文化和新闻传播力，说她写她的人很多,对此，我暂时没有什么前提要说更多的话。但是，要完成“诗人与故乡”这样一个命题，我同样还是遇到了一个需要稍作斟酌的前提，那就是：我与这个城市的种种纠葛，与我曾经或者现在是不是一个诗人有关吗。
    与郑先生匆匆一面之后的若干年，我告别故乡，成为了一名职业编辑。
    在没有规律地向于沙先生学习写诗之后的好几年里，我成为过一名职业词人。
    应当还是在20来岁上下，我以本名“曾鸣”在这里那里发表作品时，名字前或作品后，也常会被编者注明“青年诗人”的字样，然而，我早已经并不青年；而现在，我更是既非职业编辑也非职业词人，我凭什么“诗人与故乡”呢？
    设若“诗人”这个称谓对我而言是个过去式，那么“故乡”是不是呢。
    从词义上看，“故乡”当指一个人出生或长期生活的地方，这其中，既包含了过去和现在两重意思。其实，随着当下中国交通、通讯的爆炸式发展，我现在坐在广州的餐桌上，说我的故乡在长沙，都简直有点感到底气不足了——二个小时的陆地交通距离，一年中基本上能回去五六次的地方，还算得上故乡吗！
   在我的意念中，所谓故乡，就应当是指那个远隔千山万水、赶回家一趟，也起码应当是在路途中留宿一夜以上的地方。而我的故乡如今距离我的居留地，只剩下了一顿饭的工夫。时间如此急速地拉近了空间，这就几乎足以消解了一个人的心理距离，一个无须去作任何努力就能跨越的地方，我还值得去耆谈什么“故乡”吗。
    现在，故乡于我，其实最为真实和生动的意义，就在于那些故人了。
    而事实是，几乎每次回故乡，都会遇到、谈到或联系上一二位多年不见的故人。这不是巧遇，而是必然，原因就是，那里是我出生和成为过诗人的地方。
    2010年9月7日中午，就在我把这篇稿子从12时10分写到12时50分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继续写下去的方向，这是一个由陌生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接通后，一个男中音直接来了句：曾鸣，你还记得我吗！你肯定是忘记我了吧！哈哈，你肯定忘记我了！
    每每碰到这样的情形，我哪里还敢说半个忘字，只是照例哈哈哈，你在哪呀？
    他说：我在长沙呵，这么多年不见了，你小子肯定忘记我了，你说，你是不是忘记我了？
    听得出，这个人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一方面是用了些心思费了些周折，另一方面，这也许算得上是今天一件令他十分高兴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在得意地追问我：是否还记得他。
    他的语音中略带几分常德丝弦的韵脚，年纪应当比我大一些，符合这些条件的故人，我有好几个。
    哪知，他居然是这个人。
    这个人，与诗无关，这个人，与文学无关；这个人，是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南省京剧团从演员改行当木工（业内叫舞台置景工）时的师傅。
    这个人当过兵，这个人当过舞美队队长，这个人打扑克牌总是输，故我们戏称他为“输记”。注意，叫他“书记”的时候，一定要用他的桃源语调，把“书”字尽量拖长、拉高，然后在几乎没有了气息的时候，把“记”字短促有力地吐出来，否则，他不会认为是在叫他，原因是他并非真的书记。
    这个人见人总是在慈善地笑，这个人从不与人争高下，这个人生有一儿一女，这个人对己很节省对人很大方，这个人到我家吃过饭，这个人家里的饭桌随时向你开放，这个人很会做菜，这个人喜欢喝几口酒，这个人为人不太讲原则，这个人办事得过且过，这个人知道我终不是个当木工的料，这个人对我有过不少特别关照。
    这个人，叫周益初。
    老周问我在哪里，老周问我混得如何，老周问我老婆在哪里，老周问我孩子有多大，老周问我孩子在哪里，老周问我父母还好吗，老周问得最多的是我还记不记得他，老周说那些年我们风里来雨里往到处去演出，老周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吃一起住还是很有感情的。老周说他今年六十七了杨年松（另一个师傅）也已经六十四，老周说他现在住在长沙火车站后面还能喝几口酒，老周说二十多年不见了见一次少一次哈，老周说你中秋节回来要打电话聚一下。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不记得谁也不能不记得你老周哈。
    老周不是郑先生更不是于沙先生，老周对于成就我这样一个“过去式”的诗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但是，老周与我共享过的做人的快意与随意，这却并不是诗歌可以取代的。
   接完老周的电话后，我就放弃了原本希望在本文中表达的思想方向和沉着冷静，我想，我接下来要写什么和回答什么也都并不重要了，因为我大概明白了，不论如今我还算不算一个诗人，我相信，故乡之于我，不但不会因为年岁的增加，而加速使我作为湖南人的身份成为“过去式”，她简直就越来越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正在进行时”，况且，因为那些陈酿着的故人和故事，使得故乡，也已经成为了牵引着我不断行走着的一个前方。
                                                          2010年9月7日

火火鸟鸟

[M21]

火火鸟鸟

很真实的感觉

鸣戈

谢谢

鸣戈

[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