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的几本书

你是我

大家都来谈谈吧。

你是我

先给几个范例，然后谈我自己的，也请大家一起来谈。

你是我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求错集》、《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等。

　　 书有几种读法。

　　第一种，是作为知识来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越多越了解自己的无知，越了解你只能说前人说过了什么，而不能说前人没有说过什么。因为，一直到死，我们都不可能穷尽知识的宝库。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知识难免跟一次性的信息混为一谈，知识界读书也有学以致用的快餐化倾向，不过，知识并不总是实用的，正如在电脑取代了一切的时候，书架仍然需要存在一样。

　　第二种，是作为智慧的典范来读。很多书不仅教你知识，而且教你智慧。智慧跟知识不同，它并不像知识那么确定，它藏在知识的字里行间。而且，智慧很大度，它让孩子读出孩子的心得，让成人读出成人的困惑，它从来不坚持自己的惟一性。智慧与知识结伴，却不与信息为伍，不过它也从不以知识的方式呈现自身。无论是否有意，我们总是大多在那些名著中寻找智慧，因为它们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在字缝里提供了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的独特对应方式，开启着我们的知性本身。

　　第三种，是把书作为他者来读。这种阅读并不那么容易发生，因为人在一生中并不总是渴望他者。只有在主体意识到自身困境的时刻，只有在主体产生了内在否定欲望的时刻，他者才能够存在。换句话说，当主体产生自我更新需求的时候，内在的否定性动力会促使他把他者引入自身，并通过他者建立自我的新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与他者都不再是自足的，这不自足状态所引起的紧张，才是主体获得新生的条件。

　　在如此广大的世界上，我们很难在自己现实活动的狭小圈子里与真正的他者相遇。这也正是读书的好处所在。书的作者大多已经故去，时间淘汰了沙子，留下了真金，读书人也就坐享其成。与故去的人交往是一条捷径，在传世之作中选择他者，给主体的开放提供了比现实更高的起点。

　　我的秘密书架上，这样的书并不多。那是因为在我生命中决定性的转折并不多。即使如此，在我贫瘠的生涯中，也还是有几本书是难以取代的，其中的一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关于这本书，我已经写过几篇东西了。而且，其实现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但是，秘密书架的功能，大概是超越真实存在本身的，所以，在它带给我的新鲜感动已经过去很多年之后，我仍然觉得有话要说。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的感觉。好像是很多年以前了，当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思潮，正在以可见的形式推动着对于男权的反抗。所谓可见，是指在形式上女性被置于与男性平等(或者更优先)的位置。我们也跟着英语世界，学着把"他们"改成了"她／他们"，这麻烦的称呼也确实有作用，因为我发现身边的男士们不由得变得谨慎了。所以，我也很热心地读女性主义的著作，于是买了这本书。

　　《一间自己的屋子》不够激烈，在女性主义著作中它显得有些暧昧。因为它宣称：当你作为一个女性闯进男人们称霸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听到许多的软的硬的和其他种类的各种劝告和威吓，告诉你应该这样走，不要那样走。于是，"假如你停下来骂，你就完了，停下来笑也是一样。"伍尔夫的意见是，关键是你要有经济上的自立，可以不必靠家族来生活，于是就不必在起居室里掩人耳目地写作，你可以把一切时间用来干自己希望的事情。她显然认为，这是只有女性才会有的自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这本书教给我的，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立场，而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我了解到，有一种愤怒不必要用愤怒表达，它表达为全力跨向那个你确定的目标，而不必理会任何试图阻碍你的力量。

　　第二本书是我无事闲翻书时读到的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河童是一位日本舞台艺术设计家，喜爱印度，经常到印度去寻找灵感。在这本书里，我惊奇地发现他对于日常生活中价值判断的彻底颠覆，尤其惊讶于他竟然是如此轻描淡写毫不做作地颠覆。这本书里充满了他在印度旅行时下榻的旅馆俯瞰图，从房间陈设到价格，还有旅馆的联系电话，都写得一板一眼。然而如果没有他的心境，你很难跟他一样在印度旅行：他写他到达一家老旧旅馆的时候，觉得一切还过得去，"跟先住进去的几只蟑螂成了朋友"；他不断地写当地印度人设法从游客那里漫天要价地掏出更多的钱，却毫无任何抱怨，因为客人本来就是"肥羊"嘛。至于印度人的生活习惯，更是值得外国人效仿的：印度人吃饭的时候用一只手来抓，河童认为这非常科学。因为如果那饭食太烫，印度人就不会把它送进口里，于是免得口腔和食道受到伤害；比起用刀叉送进嘴里再因为舌头怕烫而匆匆吞下肚去的通行做法，印度人的吃法谨慎和聪明得多。

　　河童系列现在已经出了三本，都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另外两本是《窥视日本》和《河童旅行素描本》，都充满了真正没有偏见的幽默。河童的书推翻了我早年从伍尔夫那里接受的一个偏见：男性因为要在社会里争权夺利，所以不会拥有高出他想要的东西的自由。我在河童那里学到的是，对自由而言，其实性别并不是第一义的。

　　还有一本书也是我珍藏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日译本。这是犹太知识分子阿多诺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写下的随笔集。流亡使得阿多诺离开了他知性生活所赖以存在的母语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了异质文化对他似是而非的接纳所带来的深刻丧失感。这丧失感是阿多诺把孤独作为哲学思考原点的媒介，这本书因而回到了那些最本源的哲学问题。在开篇的《献辞》中，阿多诺说，他采取这个短篇写作的文体，在古时是被视为哲学本来领域的对于"正确生活"的教导(该书的书名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点化而来的)；但是自从哲学蜕变而成为方法之后，这个领域就变成了轻佻的格言领地，过去哲学家考察的对象"人生"，也变成了"私生活"，并且进而仅仅变成了"消费生活"。这消费生活除了被物质生产拖着走之外，既无自律性，也无固有的实体。人生观之类的说辞，已经变成了没有对应物的意识形态。

　　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里创造了在这"人生不再活着"的世界里省察身边生活的"媒介"。用日本思想史学者藤田省三的话说，他活在"认识"里，并使得认识成为第一义的实践。我无法在此转述那些在我沮丧时促我振奋，在我轻飘时促我沉实的"关于正确生活的教诲"，只恳切地希望懂得德文的学者能够为中国的读者译出这不合时宜却可以让人获得精神生活品质的名著。而且，可能的话，最好别从英文转译。

你是我

袁伟时，1931年12月出生于广东兴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

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最早和最大的一组书，都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是1947至1949年间，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时读的。范著是一个学派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其他3部宣传反帝反封建理念，不是通常说的学术著作。读后深信不疑，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大学本科到念研究生，一心一意想参加经济建设。可是，1957年从研究班毕业后在中山大学执教，运动接着运动，虚掷了20年最好的青春岁月。“文革”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这一领域左祸猖獗，虚假的东西太多，拨乱反正，任务艰巨。在许多问题上，我往往需要鼓足勇气直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胡适成了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

1948、1949年，广州汉民路(今北京路)的开明书店推销《鲁迅全集》，我向爸爸要了一笔钱，打算买一套。钱到手后，一位朋友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我主动把钱给了他。幸好同班同学家境都较好(学校位于广州有名的“西关大少”聚居地旁边)，大家凑了一笔钱，在班上建立图书角，由我负责买书和管理。于是，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全都进了我们班的书柜；我则一本一本，读完了除一些过于冷僻的学术著作以外的他的大部分书。

进入大学以后就很少看鲁迅了。但《且介亭杂文》序言有句话：“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一直铭记在心，不敢逾越。到了要着手研究历史了，它自然涌上心头，成了我千方百计搜集史料的动力，分析人物的方法，约束学术良知的规范。没有读过研究对象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厘清思想发展的轨迹或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敢乱说话，因为这关乎天理良心。

我的一个小小的发现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随意褒贬历史人物的现象那么严重？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从方法上看，是把不同年代的材料混在一起。于是，要褒要贬，材料可以信手拈来，看似有根有据，实则脱离具体年代的史料，成了可以任意涂抹的油彩，歪曲了人物的本来面目。

把近代中国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读了一遍，既窥视了他们的思想，又领略了他们的方法。其中让我受益终身的是胡适谆谆教导他的学生的3条意见：

头一条是怀疑。胡适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文集》第五册第518页，北大出版社1998)这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马克思坦言：“怀疑一切。”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也断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1956年，大学中弥漫“向科学进军”的乐观情绪。有一天，复旦经济系的老师们齐集讲堂，漆琪生、伍丹戈、余开祥、江泽宏、苏绍智、蒋学模等老师全来了，向我们传授治学方法。有位导师转述于光远先生的生动比喻：“为什么疑问号是一个钩子？只有怀疑才能钩到学问！”对盲信成风的中国而言，这些是觉世的警钟。要是我在学术园地中有点滴成就的话，首要原因是坚信怀疑是学问的起点。

二是凭证据说话。胡适有一句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三是敢于承认自己无知，孜孜不倦弥补缺陷。胡适总是劝导自己的学生一定要买几本好字典，就是弥补无知的好方法之一。汉字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全识；我自己更是识字不多。因此，不懂就查字典或其他工具书，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也是一再提醒我的学生应该遵守的治学规则。近年我喜欢给年轻朋友建议：电脑装上《金山词霸》；买《汉语大辞典》(普及版)和《现代汉语词典》。

这几年，有所谓胡适还是鲁迅之争。其实，两人有很多共同点：憎恨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对传统文化持批判、分析、不盲信的态度，如此等等。鲁迅心目中的新社会是朦胧的；胡适却为宪政和人权保障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呐喊了一辈子。鲁迅只活了55岁，胡适年过七旬，加上所受学术训练差异太大，两人的学术成就有较大差距，自在情理之中。在文学创作上，胡适大部分诗词很粗糙，迅翁的小说却是传世珍品。我多次读《胡适文存》和他的《人权论集》，深受教益。不是说要继承传统吗？鲁迅和胡适的思想、文化、学术遗产就是 20世纪中国值得珍视的传统。

当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我与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邂逅。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楫、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我说来是一次震撼性的精神之旅。出于职业习惯，我一再思考两个问题：

1944、1945年，正值苏联红军声威大振，计划经济似乎成了挽救世界各国经济的不二法门，为什么这两位先驱却能力排众议，写出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而中国各派思想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在歌颂计划经济？

波普尔从一个独特角度清理希腊以降的文化。中国人喜欢谈文化，却至今不见有人以批判态度从源头上系统地清理自己的传统，并冷静地比较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利弊得失。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战胜中国人头脑中的盲信，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这类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之日，也许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引颈以待，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

你是我

其实有些影响我的书，几乎纯出我的误解。它既非为了这样地影响我，但却实实在在这样地影响了我。

你是我

第一本是一江春水，屠格涅夫写的，我读它时，大概是小学初中之间，既不知道屠格涅夫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这小说是讲什么的，只是恰好家里有这么一本书。

故事不算复杂。青年萨宁未能抵挡诱惑，背叛了自己与捷玛的爱情。

而翻译的名字也富有诗意。
它究竟在我尚处于懵懂的心灵，播下了什么种子，我到如今也还搞不清楚，只知道一直忘不了这本书，那个未能抵挡诱惑的青年萨宁的凄惨生活，以及可怜的捷玛。

爱情就是这样。

你是我

第二本，是云海玉弓缘。这本来是本消遣娱乐的书，我看过一遍之后也再也没有去看它。或许甚至情节都已经记错了。但金世遗还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或许是因为在太小的时候就看了，在小学的时候。我代入了角色，愤懑，觉得不公，然而又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