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刘瑜老师,请问>见71楼[了不起的江西老乡]

youax

看不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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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图片站外不给力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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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7116


77元房客

《新闻联播》上的“77元房客”，经网友人肉，其真实身份为北京市公务员，工作单位是朝阳区交警大队。邻居反映，她平时并不在该小区居住，而是对外出租。根据搜房网显示，该小区常营丽景园平均租价为2000元/月。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负责出租三寿此次访问居民小区丽景园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一位销售人员说丽景园及其附近像郭姓家庭一样的一居室特别少，房源极度紧缺，就算有房的话，一套同样的家电全齐的一居室的租价至少也在1600元左右。该机构两月前经手出租的一套不带装修以及家电的空房租价为1500元。

我记得胡爷爷去视察廉租房那天，京通快速路沿线人民被交通管制，死死堵住。拉我的出租司机说：这些大脑袋每天演来演去的，也够累的。。。

[图片自己到链接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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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一下]卖火柴的小姑娘（新闻联播版）

喷嚏小编 发布于 2011-1-3 20:25:00





     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除夕。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个没戴帽子、没戴手套、也没穿鞋子的小女孩，在街上缓缓地走着。她的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火柴，手里还拿着一把。这一整天，谁也没买过她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她一个钱。

　　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看上去很美丽，不过她没注意这些。每个窗子里都透出灯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因为这是平安夜——她可忘不了这个。

      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啊，哪怕一根小小的火柴，对她也是有好处的！她从一大把火柴里抽出一小根，在墙上擦燃了。小女孩发现自己坐在学校食堂。喷香的大排，美味的石锅拌饭。所有的菜都只要两块钱。

  　她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这一回，她坐在温暖的经济适用房里面。房租每个月居然只要77块钱。主席坐在她身边，亲切地和她促膝长谈。“77块的房租，你们能承受么？”“能！能！”小姑娘眼中噙着泪水，几乎泣不成声。

　　她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新闻联播主持郭志坚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帅气。

　　“叔叔！”小女孩扑到了他的怀里，“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七点半一到，您就会不见的，像那学校食堂两块钱的饭，77块一个月的经济适用房一个样，就会不见的！”

　　她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要把叔叔留住。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照得跟白天一样明亮！郭志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帅气。他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新闻联播里去了。


来源：饮水思源  lqhl

链接：http://bbs.sjtu.edu.cn/bbstcon?board=joke&reid=1293787523

ammiho

我只看看,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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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5

http://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7212

【20】1940年2月1日，毛泽东说延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21】制度

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点评：制度就是体制人做事的方式与分寸。当经济进程行至关键节点的时候，政治家必须要为此后的社会规范出良性的制度。这就是说，政治家的工作是制度设计，如果社会规则混乱，那一定是政治家的失职。 （via:@雾满拦江）

诸葛亮临死前料定他死后魏延必反，暗嘱马岱杀掉魏延。蜀将中人才济济，马岱武功并不高强，为何诸葛亮偏要找马岱担此重任呢？因为，马岱字丁琳，马丁琳专治魏延。。。 （via: 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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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要上图卦看看,今天看到了熟悉的楼房之间,惊心的血迹是如何清理掉的.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7586
[图说]【喷嚏图卦20110117】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21】开车打电话的、醉驾的、在街上飙车的司机们，看不到掩埋和清洗血迹的城市场景

潜伏

每天都要上图卦看看,今天看到了熟悉的楼房之间,惊心的血迹是如何清理掉的.



[图说]【喷嚏图卦20110117】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21】开车打电话的、醉驾的、在街上飙车的司机们，看不到掩埋和清洗血迹的城市场景
说说 发表于 2011-1-17 15:21

不忍卒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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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居民收入增幅继续不敌财政收入增长2011年01月21日01:48每日经济新闻[微博][url=]周晓芳[/url]我要评论(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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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分别发布2010年全年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数据。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去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

财政部认为，经济较快增长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税源基础，特别是与税收关联度较高的经济指标增长较快。从公布的情况看，在各项收入中，增长较快、比预算超收较多的主要是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国内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

由于居民收入增幅远不及财政收入增幅，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刻，多地表示将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财政收入同步。如山西省表示，该省往年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都高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此次公布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着重强调，要实现居民收入增幅和经济增幅同步。

[偶算术不佳,就用计算器小算了一把,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等于4.3亿城镇居民或者14亿农村居民的全年收入,不知道最近全国人口普查出来,咱国家到底多少居民呢?咱财政按这个速度增长下去,估计一年收入可以等于全地球人全年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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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本不想再顶,2010年底到2011年初,平静的生活外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心情有点复杂.

前两天看到这篇<刘瑜老师,请问>,很想分享给更多人看.嗯,还是贴吧

文章有点长,特地把字放得大大的.可能看起来不会那么辛苦.如果在你的电脑上字体有点大过头了,见谅阿![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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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刘瑜老师，请问……

喷嚏小编 发布于 2011-3-2 17:22:00 这个问答是为香港《号外》所做。 贴在这里的是删节版。。。 　　一，公民觉醒与政治无能 　　记者：我想我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属于“我一代”。可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经历了地震，奥运等等之后，至今，大多数“我一代”或多或少主动被动地都关心起政治生活来。 　　刘瑜：你说的这个体验和我的观察很接近。最近大概三四年，中国年轻人当中，至少是都市年轻人当中，政治文化的变化挺明显的。以前如果你是个小白领，你得是个怪人才会去关注公共和时政话题。这几年有点形成一个浪潮：你不但可以去关心这些东西，而且关心这些东西还挺酷的。比如沙龙，书店讲座，网络论坛，或者办准民间杂志，感觉到有点新气象。 　　记者：不管它是不是酷，这算是公民觉醒吗？ 　　刘瑜：我觉得关心公共事务是人的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只不过以前很长时间，我们的政治体制把这个东西给蒙蔽了。现在因为互联网，社会发展，全球化等等，被蒙蔽的东西被揭开了。实际上中国至少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大多是有清晰的政治意识和公共生活意识的，内容也许有变化，但是有公共意识这一点本身没有变过。真正的被蒙蔽是从1990年左右到2005、2006年左右，恰恰是你们这些80后成长的这些年。这就让你们误以为“不谈论政治”是一个自然状态，实际上那恰恰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中国的政治，1980年代所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culture revolution 重演，90年以后所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square event 重演。所以政府有意无意地使这个社会去政治化。市场经济的崛起，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势，包括2001年加入WTO，消费主义的崛起，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等等，这些都是“蒙蔽”政治生活的话语和方式。 　　记者：有一种特文艺的说法：我们的国家好像个夜夜笙歌的大船，穿过惊涛骇浪，同时又笼罩在一种绝望气氛中，不知它将驶向哪里，这好像跟1960年代的美国有点像？ 　　刘瑜：怎么会呢？1960年代在美国来说是一个“过度政治化”的年代。那时候左派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反越战什么的，风起云涌，人们以为政治能解决一切。虽然我相信好的政治对于社会运转非常重要，但是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终究有一个限度。当时西方来说，所有的人上街游行，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以为政治好像是一个无限的提款机一样，按一个按纽就把想要的东西全吐出来，那不太现实。 　　记者：你觉得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左右，会出现情绪上比较类似美国60年代的情形吗？政治运动频发，政治诉求过多？ 　　刘瑜：有这种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府政策的走向吧。比如高压政府推迟改革，在矛盾激化时又快速解压，而不是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去疏导和解决社会矛盾，那街头政治就可能爆炸。当然这不是个必然倾向，要看政府对民意表达的反应机制。 　　记者：这个难道只能依靠于政府的政策吗？民间力量呢？ 　　刘瑜：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重新发现社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重新发现社会”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内部的协调去解决，未必需要通过国家和政府。比如奥运会的举办机制，到洛杉矶奥运会，全世界都不愿意办了，因为都赔钱，后来到洛杉矶奥运会这次，美国把这件事情市场化了，开始拉大型广告商，卖独家转播权等等，所以开始挣钱了，很多国家又开始主动争取主办权。就是说很多事情你没有必要非通过国家去解决。中国办奥运会，有点不惜代价，所花的钱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实际上反映我们财政体制的问题，没有财政的责任概念。政府遏制NGO发展也是一个例子。遏制社会的自发力量，对于政府来说，实际上这样做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意思，因为无限的权力意味着无限的责任。现在搞得无论什么大事小事，我们都去找政府，觉得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记者：关于这个事情，有一种特别爽特别偷懒的说法——这是monocrat的问题。好像这是个终极原因，说出这个原因就不需要再了解其他了。 　　刘瑜：monocrat，与那种惰性被动的文化是互为因果的。长期的monocrat，导致民间的无力感，就觉得自己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然后就什么都不干，于是monocrat就更甚。但是实际上民间行动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比如如果你真的想行动，去参与灾后救灾，去捐助一下西部阳光、壹基金、动物保护这些组织，甚至去当志愿者，只要想付出努力，不是没有事情可以做。有时候人们出于偷懒的心态，就不采取什么努力，然后还埋怨是制度让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这不是不自由，而是逃避自由。 　　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之所以会强调制度，而较少地强调自己的责任，除了文化以外，还因为制度的改变会比较迅速，文化的改变却比较缓慢，经常需要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才能够出效果。在很多国家，当社会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咱们选举吧。其实选举能改变什么？如果在文化和社会条件改变有限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不为社会改良付出点滴努力的情况下，选举能改变的其实很少，之所以人们想到选举，是因为这个事情特别有操作性。 　　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制度的问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果制度仅仅是空降下来的，比如说就像美国空降一个民主制度到伊拉克，制度完全没有社会的、文化基础，没有民间社会的发展来和它呼应，它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而且很可能换汤不换药。如果制度的变化过程是民间的力量在推动，是从公众的点滴努力中“生长”出来，有文化、经济、社会的支撑，那样的制度变化才是真的制度变化。没有这些，仅仅靠换一套法律条文是不够的。 　　现在大家都喜欢谈“权利”。很多人都注意到民主是一个权利文化，大家没有意识到民主同时还是责任文化。或者说，民主一部分是利益表达和争取，另一部分则是必要妥协和维持秩序。一定要有权利和责任，表达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撑，仅仅是咱们来选举吧，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灾难。 　　记者：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一下，究竟什么叫公民？其实你已经帮我解释了，除了权利的诉求之外，还有责任；表达之外还要讲秩序。我觉得你形容的是好的公民文化，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好商好量的基础上，双方都相对理智，才可能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理性表达。但是中国充斥着一种东西不是商量，而是命令。 　　刘瑜：你说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比如像我刚回国，为了办入职手续，要去某一个地方提取个人档案，手续也很复杂，还要交很多钱，所谓存档费，再拿到清华大学来，把这个档案存到学校。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年，对我来说这是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档案这个东西？档案是写给谁看的？好像是从小到大，老师和领导秘密地写关于我的好话坏话，不能让我自己看到，然后秘密地交给下一任老板，老板可以根据这里面说的话来奖励或者惩罚你，说不定以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作为对你的要挟。这就是不容商量的权威文化的小小例子，会积累小小的不满。假如说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结这种疙瘩，他当然身上越来越有戾气，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民主的四个阶段 　　记者：提到中国的民主，总听到有人拿台湾当参照。台湾民主有好多混乱啦，好多笑话，结论是中国人还没有形成民主素质。 　　刘瑜：台湾的民主，有一段时间街头政治闹得很厉害，族群分化也很严重，但是总体来说，尤其是和其他的民主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台湾的民主化是相对健康和顺利的。你的确看到有游行示威甚至个别枪击事件什么的，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这么大一个转型的过程没有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其次，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很多矛盾，冲突解决方式最后都诉诸司法，比如马英九机要费案，或者陈水扁的腐败案，都是靠独立的司法力量解决，这也是比较成熟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相对比较顺利和平缓的。 　　在大陆，可能没有像子弹从脸上穿过去这种戏剧化的冲突，但是像拆迁中的自焚，很大意义上它不是我们缺乏民主的代价吗？这种代价难道不够血淋淋，不够赤裸裸，不够残忍吗？ 　　所以，两个东西怎么比呢？我们的制度表面上最上层是风平浪静的，但是恰恰就是这种风平浪静的代价是底层的矛盾激化和冲突，黑煤窑、食品健康、矿难频发等等。大陆人看着台湾的民主制度沾沾自喜或者幸灾乐祸，未免滑稽。我们的政治丑态可能链条长一点而已，你看不到这个事情的来源在哪儿，这个事情的因和果之间可能差了几个链条，差了几个层级，但是根子还是在制度本身，在权力缺乏制约。说难听点，人家倒霉的还是这些最上层的人，是连胜文，陈水扁，而你这里倒霉的是老百姓。 　　记者：台湾的民主，跟蒋经国的变化也有关系。在中国内地是不是如果上层没有变化，只靠民间，没有民主希望呢？ 　　刘瑜：当然。在热兵器时代，没有任何上层的配合，基本搞不成转型变革。但是因为社会压力也好，因为利益计算也好，社会变化积蓄到一定程度的话，是有可能出现上层呼应人物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呆在1984年的苏联，你也不会觉得苏联的改革有任何希望，然后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而且戈尔巴乔夫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戈尔巴乔夫，通过和民间改革力量的互动，慢慢地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或者说被自己的姿态所绑架，形成路径依赖，由温和变激烈，反正他是慢慢地走上了民主化的不归路吧。但是，现在中国上层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 　　记者：信息极为不对称。 　　刘瑜：别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不是一个人的决心或者意志的结果。 　　但是中国所谓的模仿台湾道路有困难。台湾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生成的一个动力。在大陆来说没有这种冲突。民族主义在大陆，甚至是反民主、反自由化的力量，这和台湾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在整个20世纪以来，往往被威权主义的力量所利用，从“五四”以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自由派就算不能和民族主义的力量结合，也至少要尽量使它中立化，使这股力量不至于成为你自由民主的一个对头。现在自由派人士动不动就骂民族主义的小孩脑残，把他们看成一个势不两立的力量，我觉得这种对立是有害的。你看东欧的民主化，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谓反苏联霸权主义的产物，自由派的声音要和当地的民族主义声音相结合，才会更有力量。 　　记者：2011年正好“辛亥革命”一百年，大家整天缅怀民国，民国范儿，所谓那时候宪政的躯壳尚存，国事还没有沦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漩涡……你觉得民国时期的民主值得借鉴吗？ 　　刘瑜：我觉得可能太美化民国时代了。在一个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代，讲知识分子的这范儿那范儿未免太奢侈。1910－1920年代，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肯定比现在好。一方面当时的政治观念比现在更开放，另一方面军阀的政治能力也有限——他想更专制也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军阀就管一两个省，管不了太多。就算蒋介石政府，真正政令通行的势力范围，可能也就是江浙数省。民国的选举有财产限制，只有财产多少多少以上的人才能参与，有投票权的人有限，贿选、作弊、利益交换，千疮百孔。所以从政治自由上来说，可以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好一些；但是从民主的真实性来说，没有多少学习的价值。这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落后到一定程度，通过政治能改变的东西是有限度的。 　　记者：你对中国的民主化，还抱有期待的吗？ 　　刘瑜：有。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永远地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骗所有人。经济发展，全球化，教育提高，信息多元化，这些必然会带来民众对自身权利和权力的要求，这一点中国不是例外。从民众观念调查的变化轨迹来看，中国也的确不是例外。 　　很多国家，像波兰、匈牙利等，转型都是统治集团里面温和派和民间的温和派相配合的结果，比较和平的改革，都是以这种形式发生的。 　　保守派之所以不愿意改革，无非就是因为利益，不愿意利益被瓜分，不愿意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一再延误改革会导致更激烈的冲突，反而其利益和安全更受威胁，那就不如去迎合改革。说白了，当权者决定改革还是拒绝改革，取决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从清末到现在，中国的当权派常常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因为这个制度常常是报喜不报忧的。马屁集团的存在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幻觉，以为这个体制还非常的有生命力，还欣欣向荣，人民还万众一心。前一段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个小例子，peace award那天，他正好坐在一个领导旁边，他跟领导说...得奖了，那个领导就说，现在网上骂声一片吧？这个朋友就告诉领导微博上、推特上大多是赞扬声，那领导就吓了一跳：“难道在这件事情上，老百姓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吗？” 　　三，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 　　记者：民间力量崛起，大家对民主化权利有分享的要求，这个力量越来越强，越能推动下一步。那作为一个公民或者未来的公民，我该怎么做呢？必须积极吗？消极一点行不行？ 　　刘瑜：参差不齐是社会常态，你有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也有隐退个体内心的权利，这是常态，不能强迫人人都做积极公民，做消极公民我觉得也没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其实是健康政治的必要前提，所有人都成了积极公民，所有人都要这个要那个，要改天换地，其实是一个不太健康的政治。 　　但是在中国来说，问题并不是说我想要成为积极公民还是消极公民就可以成为，问题是要先把那些蒙蔽积极公民的因素给移开，让那些想成为积极公民的人得以去成为积极公民。如果所有人都成为积极公民，那是一种单调，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成为消极公民，那是另外一种单调，另外一种扼杀。把那些蒙蔽人自然状态的权力机制或者说文化霸权移开，让人们参差不齐的自然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所谓的消极公民，对积极公民有怨恨，因为积极公民的存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逃避，所以对那些人反而特别苛刻，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想成名啊？你怎么这么喜欢暴露中国的黑暗面啊？这是我不喜欢看到的。至于你做你的消极公民，你不介意别人去做积极公民，那这个没什么，大家都做自己爱做的事。 　　记者：在中国谈积极公民，消极公民，起码需要先做“公民”啊。 　　刘瑜：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积极地去关心政治，是需要经济能力、闲暇以及思想资源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还有就是搭便车心态，等着别人把这个制度搞好了，别人把秩序搞好了，我搭一个便车。我觉得任何额外在自己私人生活之外去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搭便车的心态，有点理想主义的情结。 　　四，拆除禁忌的过程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公共知识分子”荣誉称号？ 　　刘瑜：对我来说，知识和观念传播的效果，影响公众也好，影响政府也好，都是副产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智识上的好奇心，这是我最原初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至少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比如说民主化是不是会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比如说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这种社会，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搞好，哪个国家有搞好国有企业的案例，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战争等等，对着这些问题，我抱有真诚的兴趣。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智识上的好奇心，纯粹出于一种悲情的使命感去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会很累，很不开心。 　　记者：很多人都对知识有好奇心，可是选择路径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对宇宙特别好奇。你对政治的好奇心从哪里来？ 　　刘瑜：有点路径依赖吧。我上大学报专业的时候，父母帮我选了国际政治。那时候我是没有主见的，又在小地方，他们说选国际政治，出来当外交官，外交官听起来很好听，我也就选了国际政治。 　　记者：你是哪里人？ 　　刘瑜：我是江西人。老家在波阳县，我考大学的时候在上饶市，我们家后来又搬到南昌、石家庄，现在父母都住在石家庄。父母说要你学这个，学就学呗，后来我觉得政治学还挺好玩的。当然一个人的好奇心会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离开英国之前，我去伦敦一家书店，后来我就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不是彻底变态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站在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甚至摄影这些不同类的书架前的时间是一样长的，因为对这些东西都有好奇心。好奇心是相通的，它是一个流通器。 　　记者：什么时候你有意识对政治学产生好奇？ 　　刘瑜：要说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就是对政治本身而不仅仅对关于政治的书的好奇心，其实还挺晚的，可能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也可能再早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二十五六岁左右开始，我开始上网，泡时政论坛，就像2008年对你的意义似的，上网对我的意义很大。《Trueman Show》那个电影，最后一个镜头，金.凯利划着船往外走，突然走到那张纸跟前，伸手一捅，纸破了，蓝天不是蓝天，白云不是白云，海洋也不是海洋了。对我来说网络的意义也是类似的，突然一天纸捅破了，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对现实的认识都被颠覆了，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突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自己的父辈或者自己的祖辈爷爷辈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也都不太清楚了。这激发了我对中国当代史的好奇心，知识这个东西，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得搞清楚十个问题，为了搞清楚十个问题可能要搞清楚一百个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记者：你对政治的兴趣，受到家里人的影响吗？ 　　刘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很多人会问我，你这么自由主义，家里是不是有被迫害的历史？家里是不是有老右派？不是，我父母都是那种红五类家庭，贫农出身什么的，而且都是得益于***革命的，属于比较主流的家庭。 　　记者：那你现在跟他们的交流是怎么样的？ 　　刘瑜：不谈政治，没法谈政治，观念有代沟。我既不想正面跟他们冲突，也不可能听他们的，所以就只能是好好好，糊弄过去。 　　记者：有时候我想，如果中国的政治变革以一种特别激烈的方式去进行，我的父辈也许会受到影响。那时候“我们失去的只有枷锁”这句话我可喊不出来。 　　刘瑜：我能理解你的这种看法。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必须有能力去说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好的情况下，政治变革不但不会冲击你的利益，甚至是保护你的利益。反而是如果错过了变革的时机，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动荡。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指官僚，还包括私营企业主，普通的小白领什么的，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对稳定的要求，都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就像1968年的巴黎街头运动，那些学生反对的恰恰是他们的父辈。 　　刘瑜：近二三十年来的民主化，基本上你放眼看去，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中产阶级推动的，而不是工人农民推动的。由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象法国革命，中国农民起义，它可能会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完全重组和利益再分配，带来很大的流血冲突。而中产阶级推动的改革，韩国也好、台湾也好、东欧也好，都相对平和，就像你说的，他和被他推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阶层上的，谁也不想大规模流血，因为双方都有很多东西要失去，所以我觉得中产阶级推动的变革，对它的社会后果不用太担心，除非事情失控。 　　对中国来说，如果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联合推动变革，我觉得一般来说不会带来社会太大的动荡，尤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不能说完成吧，但是主体部分已经跨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政治上的变革，单维度的变革，不会带来大的社会动荡。比较大的隐患是台湾和西藏问题。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上的女性标签，比如女性较少关心政治，女知识分子较少秀美等等，你是不是很烦这些陈词滥调啊？ 　　刘瑜：我不是一个性别意识特别强烈的人，没有那种“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应该……”的思维习惯，说白了我不愿让性别意识成为自己成长的一个障碍。我理解的女权意识，并不意味着要跟男人一样，而是说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中，不让性别意识捆住你的手脚而已。追求卓越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而不应该是一个男性或者女性价值。当然，如果把自己看作一个人的话，女权的含义应该不仅仅是独立于男性，而且要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府。 　　记者：你这个人如果有一个主题的话，我觉得你努力做回一个人本来该有的样子。 　　刘瑜：这个说法很好。我没什么传奇故事，是一个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学校，再到学校的人。我经常会觉得我非常自然而然地就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好像一条河流，顺着河道流过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自然在别人眼中显得很怪，这并不是因为我刻意要成为什么特立独行的人，而是我比较无视禁忌吧，无论是作为女性的禁忌，还是作为中国人的禁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禁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很多人告诉你，因为你是女人所以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所以要怎么样，我无视这些禁忌，被路边的风景吸引，不蒙住自己的眼睛而已。当你始终有成长愿望的时候，你就愿意推开那些束缚你的禁忌。 来源：困困 链接：http://catnapkun.blog.163.com/blog/static/11840819120111255331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