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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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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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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钅且)■，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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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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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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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木巳)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艹专)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艹专)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艹专)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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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木巳)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艹专)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艹专)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艹专)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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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人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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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原载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2卷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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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回忆《新青年》和文学革命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1日18:28 中国青年网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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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午多年，我便寓在这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上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①[即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作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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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惜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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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徼幸的事，但檄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集结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摘自《<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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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做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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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不是直接对“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集结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