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刘瑜老师,请问>见71楼[了不起的江西老乡]

风言风语

踩一个小脚印！
[M36]降降火，消消气。

yinghong_sun

2010-11-8

广州地铁公交免费政策停止,另发交通补贴给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员

LZ瞎评:11月4日下午因为外出办点事,从一点半到四点半,在地铁里进进出出,总是人头涌涌的.暗自分析了一下：这个时间在游荡的，1/3是农民工，1/3是退休职工，1/3是啃老族[包括啃老爸老妈的和我这样啃老公D].
      周六看报纸,政策转向鸟,免费停止鸟,改发补贴鸟.初一看,有点喜:天下没下雨,下了150[虽然还不知道啥时间发,怎样发],再一想,有点不是滋味:百年一度的免费公交\地铁,就这样匆忙停止了.看来下一个百年,也是等不到了.谁叫咱广州人多,咱中国人多捏?!
      想想前几天地铁里站在身边的那些同路人:鞋上全是泥点,似乎永远洗不干净的粗糙的大手,兴高彩烈,呼朋唤友的老阿姨们头上白发~~~
      我不是高尚,我只是在想:如果,只是如果,这些交通补贴给这些辛苦打工的农民工,给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可能更有意义些.
      亚运前的广州,整得很美,用有些酸葡萄的心理去描写,这真成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银子使得跟流水似的所在.喧嚣过后,可能只是一地鸡毛.
说说 发表于 2010-11-8 12:03

    我的免费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诗诗妈妈

哎。。。

诗诗妈妈

享受过一次的路过。。。

艺妹

消消气。

说说

2010-11-11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获刑两年零六个月

11月10日上午，轰动全国的赵连海案在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媒体称为“结石宝宝”之父的赵连海因寻衅滋事获刑两年零六个月。

　　赵连海的妻子李雪梅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说：“我们肯定无法接受这个判决。我们会上诉。我们必须这麽做。”

　　今年3月30日北京市大兴法院曾采取不公开的方式开庭审理此案，当时法庭方面未允许赵连海的妻子李雪梅和儿子在法庭旁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本案最迟应当于2010年4月中下旬宣判，赵连海的代理律师李方平认为本案至今才重新开庭，虽然期间曾有过三次延期，但本案审理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存在严重超期羁押问题。

　　赵连海，1972年生，北京市民，住大兴区团和农场。曾在电视台，国家工商总局的广告公司，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质量报》等多家媒体工作过多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赵连海成立了民间网站“结石宝宝之家”，为患儿家长提供信息和资源。

　　2009年11月13日，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12月17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被告人赵连海于二○○八年九月至二○○九年九月间，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多人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及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等地公共场所，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

　　根据起诉书，2009年8月4日，赵连海利用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在丰台区聚源宾馆被强奸一案，以报案为名恶意炒作，纠集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及多家境外媒体记者，到北京市公安局大门东侧非法聚集，严重扰乱该地区的社会秩序。2010年05月15日安徽籍上访女子李蕊蕊于聚源宾馆被强奸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强奸犯徐建终审获刑8年。

　　李方平律师表示：此判决量刑过重，将会上诉。一般寻衅滋事最多判3年，而赵连海和警察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赵连海在庭审中也脱下囚衣，表达抗议。

Lz瞎评：
      家里孩子早过了吃奶粉的年纪，但那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结石宝宝的风波还是让我心有余悸。赵先生的名字听过几次，看过一两次他接受媒体采访[现在看来有必要找来视频重新再看一次]。个人感觉，他是个了不起的爸爸，了不起的男人，了不起的中国人。
       一个光鲜的产业，一个自已标榜是哺育中国未来的行业，却暗地里为了一时的利益，加入让孩子致病的物质，这挑战人性底线的黑幕，在赵生和象他一样勇敢的人的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下，被曝于世人眼前。这个过程，不会亚于一场惨烈的战争。

      李蕊蕊事件，是偶然在香港游路边派发的免费报纸上看到的。在今天以前，我并不知道赵生为此付出的努力，今天知道了，只让我更加敬重他。

不说其他的，相信世间自有公道，人心自有向背。

维基百科关于赵生的词条：http://zh.wikipedia.org/zh/%E8%B5%B5%E8%BF%9E%E6%B5%B7

赵生的第四个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olianhai4

海的声音

我低估了铛锅的厚颜无耻！[M06]
想象不到这都敢光明正大的给莫须有的罪名！

说说

谁在中国过着好日子

文：肖锋    来源：新周刊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 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 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 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 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 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 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 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 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说说

许小年：这还是宏观调控吗？
作者：许小年    来源：国际财经时报
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 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沝淼

[M18]

说说

沝淼 发表于 2010-12-16 11:46

    偶辛辛苦苦贴的牛文居然有催眠效果[M07]

说说

插个小花絮，看了开心笑笑的同学请付ＧＧ若干[M01]

柬埔寨要求全国10万名政府公务员必须在明年1月1日公布财产。柬埔寨政府反贪污机构成员宣誓就职的誓词与众不同：“我们誓以至诚，遵守法律，尽忠职守，毫无保留地为广大民众服务。如违反誓言，愿受天上神仙和有神灵物毁灭，让我们遭击毙，遭雷劈，遭老虎咬死，家人分散，来世五百代遭受痛苦。”
我一直不太批评官员们求神拜佛，毕竟这帮人觉得冥冥中还有种超出他们力量的东西不是坏事儿，至少比他们坚信马列要强的多了［五岳散人］

从这个链接来Ｄ，那个圣诞猫咪超级可耐http://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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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北京的特权车越来越多 他们不知道廉耻
　　凤凰财经 韩咏红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何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昨天提出答案说：中国需要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保障人权，其中一个简单的入手点，就是让“马路上没有特权车”。
　　面对着数百名境内外华人企业家，茅于轼昨天在《东方企业家》杂志主办的“第八届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上发言时指出，中国30年的改革不仅取得极大的经济成就，在政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进步。政治进步是30年改革成功的要素，其主要表现在对人身权、生命权的尊重，政治稳定，以及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
　　但是，中国还有90%的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要实现这广大的增长空间，茅于轼认为，中国需要创造良性竞争和自由的商业环境，允许人们自由进出市场，人与人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遵守同样的法律，并且消灭特权。
　　在稍后的嘉宾对话中，茅于轼再次提出中国要获得经济增长，不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赶上日本，要依靠进一步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形成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
　　他再次以特权车为例说：“马路上没有特权车，我觉得这一条很简单，马路上有特权车这个国家好不了。你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红灯也可以走，这个算什么？就是特权嘛。……有看得见的特权必然有看不见的特权，那就多了去了。”
　　他又说：“其实我们的《宪法》上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个人和团体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是这么写，但做没这么做，马路上有特权车怎么没人管呢？而且这两年我感觉北京的特权车越来越多，拿了一个牌子就开车不按规矩，给老百姓起了一个极坏的带头作用，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有特权车，我可以耀武扬威，他们不知道廉耻，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呢。这个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他的举例得到观众共鸣，这段话刚说完，会场便爆出鼓掌声。
　　在中国，经常无视交通法规，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特权车被舆论称为“北京一景”。这些车子的“特权”的记号是它们挂着的“京V”、“军A”、“北(北京军区)A”、“WJ(武警)”等军队牌照，司机以特殊公务在身的名义，即使违章、闯红灯，交警不是视若无睹就是莫奈他何。
　　而过去一年来，北京交通拥堵情况每况愈下，市政府本周公布最新的治堵方案，其中也不见提出要减少中央部门和军队的公务车、特权车。一些评论文章就乘机批评公务车、特权车在治堵方案中“逃逸”。
　　茅于轼最后又寄语在座的企业家说：“我相信企业家都没有特权，你顶多有几个钱，那个钱买不了特权，所以说企业家往往是受特权的压制，企业家是要求平等竞争、平等选择，企业家一个改革的力量，实际上对于政府来讲，从长远看，一个政府能够留下一个好的治理成就，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不是反过来保持这些特权。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协调，我觉得根本问题在人权。”  

说说

我们是否有理由希望？
——写给2011年的一封信
在2010年即将过去的倒计时的日子里，我守候着你的来临。

我们是否有理由骄傲？——
中国的GDP上升为世界第二，并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
中国进入高铁时代，高速铁路营运里程和动车时速同时名列世界第一。
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称赞“中国上海世博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所看到的超越了我的想象”。
亚奥理事会主席萨巴赫亲王称赞“广州亚运会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运动会之一，广州有能力申办奥运”。
西方专家一再预言，中国将与新亚洲重返“它一直占据的、只是在19世纪时丢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
我们是否有理由焦虑？——
国民人均收入在全球倒数，每月渐贵的鸡蛋都能将它碰得粉碎化为乌有。
千军万马涌向公务员独木桥，极少人过得去。个税起征点岿然不动，房产税蠢蠢欲动。
奶粉有毒，大米有假，龟蟹注药，鸭肉冒充羊肉卖，珍珠粉是贝壳造，人心如此难测。
办事总要找关系，招聘总有内幕，单位总是加班，航班总是延误。
首都成了“首堵”，限行成了常态，拥堵的车流如病毒向二三线城市蔓延。

我们是否有理由愤怒？——
强拆不止，且被政府视为政绩；工程浩大，又被事后鉴定为劣质。
上访后，上访者被关进黑监狱；灾难后，主事者道歉就大事化小。
企业恶性竞争，我们被艰难决定；有关部门朝令夕改，我们措手不及。
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如果不去无偿献血，就得不到该得的奖励。
从西伯利亚飞来中国过冬的候鸟被捕猎，天鹅卖两千元，大雁八百。

我们是否有理由希望？——
男青年勤奋，不如富二代随便就能成功；女青年自重，不如傍权贵者收获既快又多。
年人均收入1196元的中国贫困线标准，不及既得利益者享用的一餐饭、一条烟、一瓶酒。
街头扶起的老大爷说“谢谢你”之后，还要补上一句“放心吧，我不会讹人！”
愤青还在以反对日货之名砸同胞的财产，城管还在以美化城市之名砸摊贩的生计。
道德律在书本里，榜样在电视里，国土在肺里，爱情在房产证里，美丽的动物在锅里，幸福感在梦里。

我们是否有理由绝望？——
报复社会的人和精神病人冲进小学和幼儿园，杀我们的孩子。
地震空难水灾旱灾此起彼伏，矿难频繁得甚至来不及哀悼，或记住死难者的名字。
贪官继续落马，仿佛源源不绝；情色日记曝光了他们为何而忙，公帑因何而费。
关系成了利益的通行证，利益成了关系的座右铭。我们是否有理由希望？——写给2011年的一封信 在2010年即将过去的倒计时的日子里，我守候着你的来临。
你想换个环境，发现各有各难处；你想改变社会，但谁是社会？

我们是否还有理由感动？——
微博上万人转发寻人启事，全国亿万人以行动支援与己无关的灾区。
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小白菜和绿羊羊，为城市的荣誉甘当幕后义工。
白菊花在上海胶州路汇成花海，十万市民坚定地鲜活着逝去的生命。
老师在乡村为孩子们坚守，老百姓在民间自发地见义勇为、救死扶伤。
还有数不尽的爱，在人际传播；微笑，拥抱，温暖的言词，早安和晚安。

我们是否有理由希望？——
我们都不想做压垮弱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能做垫起公民社会的其中一块砖。
我们亲眼目睹来自社会全体的活力，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迅速站了起来。
我们依稀记得自己的理想，不是为了活着，而是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如明光照耀。
我们点击的表情符号，并非只有愤怒和哭泣，还有喜悦、赞美和加油。
我们不一定有坚定信仰，但有基本信念，即：这世界及绝大部分人值得我们善待。

2011，我问你：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有希望吗？


（执笔/何树青）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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