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T更新文章：富士康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美国与大陆的责任发帖 转贴

Summer2

[M29]

os

（六）「富士康」的生存之道

富士康科技集团基本上本身没有科技，富士康的生存是靠营运与管理，与制作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这是商业上的运作跟科技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只沾了一点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富士康」是高科技中的传统产业。

「富士康」的营运说穿了就是薄利多销，以量取胜，它的成功关键就在规模大，必须大。2005年鸿海科技集团的规模超越新加坡的Flextronic后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服务厂商。规模是大了，但是科技的含量并没有增加。

所以基本上，鸿海也好富士康也罢，吃的都是管理的饭。

管理什么？
答案很简单：就是管理数十万工人，如何从他们身上发掘出最大的生产力。

所谓「最大的生产力」就是最大的产量和最低的瑕疵率。「富士康」既然本身并没有什么科技搞自动化，唯一剩下的方法就是“人海战术”，招募大量的工人进行军事管理。这正是郭台铭所做的，你不需要读大学也想得出来。

这种军事管理的运作方式，说实话，就是奴隶式的操作，决不是高科技公司的经营方式。郭台铭并没有什么值得别人钦佩的的地方，说到底，他和他的庞大公司用老美的名词不过是奴隶的驱赶者（slave drivers）而已。

「富士康」靠驱赶大量奴隶赚进财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所谓台湾首富不过如此，世界并没有因为郭台铭有什么进步，YST 看不出他的骄傲在那里。
相反的，郭台铭军事管理的营运方式是违反人性的，世界的文明因为他而开了倒车。

YST 从心底看不起郭台铭和他的庞大公司，虽然我承认他是台湾首富。

os

（七）「富士康」的种种说词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的说法，YST 在这一节评论有关「富士康」的种种正面说词。

1.「富士康」的薪资与福利高于平均水平，所以它不是血汗工厂。

这个说法是错的。「富士康」军事化的管理违背人性，要求工人每天重复单一的动作数千次是一种高强度的工作，非常伤害一个人的身心。每月九百元人民币（4257元新台币或133美元）的基本薪资在深圳这个高物价的、现代化的、超大城市是一个笑话。工人除了工作和吃喝拉撒没有任何其它可想的，当然会产生厌世的情绪。

2.「富士康」的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所以不是「富士康」的问题。

「富士康」自杀的员工都是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龄、对人生的美好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平均自杀率不能解释「富士康」的问题。

3.「富士康」的员工自杀是因为这些被呵护长大的独身子女受不了社会工作的正常压力。

YST 绝不同意这个说法，大陆的农村青年非常能吃苦耐劳，如果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少有。今天「富士康」流水联机操作的员工承受的压力绝对超过三十年前台湾的工厂，而那时候台湾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19。大陆农村青年的抗压性远高于台湾青年。

4.「富士康」的员工自杀是「维特效应」。

这是最技巧也最混帐的说词，用美丽的学术名词来规避问题和责任。

5.「富士康」的员工自杀是为了公司优厚的补偿金。

这是最冷血的说法，我为说这话的人感到羞耻。

6.「富士康」的员工受不了压力可以辞职不干。

这是大老板的风凉话，受不了压力而离开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面对家人的失败者所承受的压力更大。
YST 可以用广东省委书记的口吻对郭台铭说：你若是不能改善工作环境和付给工人更高的薪资可以不干，把「富士康」迁到别省去。

7.「富士康」如果是血汗工厂，为什么每天有数千人申请加入？

这是生活的压力，中国大陆有过剩的劳动力。历史上，任何血汗工厂都不会缺乏工人，因为总是有人需要工作。这并不代表工厂老板就因此能不把工人当人看，可以把他们当奴隶使。

就像「Norma Rae」电影描述的美国南方小镇的纺织厂，那些不想干的工人都是可以被别人取代的。Norma Rae 是一个需要抚养幼儿的寡妇，她能因为有别人愿意做奴隶而放弃自己做人的权利吗？

8.曹兴诚：社会与家庭压力可能是导火线之一，不见得是管理出了问题。

这是一个也是做代工的老板为他的同行无可奈何的说词，曹兴诚用的是“可能”、“之一”、“不见得”这种逻辑松散的话语，说了等于没说。

想想看，如果郭台铭把30几万工人关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范围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进行军事管理和要求高效率的工作，那么这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富士康」王国就是他们的社会，「富士康」工厂给他的压力就是他的家庭压力，因为除了「富士康」王国的三平方公里和工厂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9.王金平：鸿海是台湾在大陆打拼表现良好的台商，也很有诚意在解决问题，大家应该保护自己人，他（郭台铭）的困难也是国家的困难。

政客说话永远是最可笑的，王金平不会忘记把人权问题扭曲到两岸的对立来表现自己的爱台湾。

os

（未完待续）

富士康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下）：责任与解决



【附文】

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0年05月13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刘志毅 杨继斌



  
　　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们　本报记者王轶庶摄  



　　■编者按

　　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本报实习生刘志毅本报记者杨继斌发自深圳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

　　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他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这个工业社区已很难用单纯的“工厂”来定义,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称为“郭台铭紫禁城里的市长”。

　　卢新死后第二日,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李金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

　　在专家的分析里,卢新以及稍早的、同样跳楼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学校友刘志军和其他四名死者(“八连跳”中田玉和饶淑琴重伤),跳进了一个统计数据里。他们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数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通过集合、形体查验、填表、照相、考试、身份证查验、体检、分发八个程序后,即可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杀者中的多数,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李祥庆所说的“仓库的那种”,指的是仓库常见的油压车。它们大多有毛病,状况最好的那台,被他称为“宝马”,其它的,则只能算作“丰田”“吉利”和“奥拓”。

os

“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

　　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

　　类似的魔幻故事在厂区流传。李祥庆原来在富士康观澜厂区是负责在塑胶板上插针的。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

　　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即使卢新,曾红领回忆,当时卢也觉得自杀者离他很远,谈起“六连跳”,卢新觉得“他们很傻”,“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卢新是大学新干,是坐办公室的,但普工们面对的是高温、噪音等岗位。尽管能拿到相应的补贴,但是新进的普工,都盼望着能分到一个安全的岗位。可这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运气差了,岗位不满意,便辞职或自离,重新招工进来,再赌一把。

　　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广西佬”李加龙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钱折成的花,他说是“捡到的”。工牌边挂着指甲钳和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两个工作时用的耳塞,一个辞工走的人送给他的。他在碎料的岗位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桔红色的软塑胶塞子,一个班下来,巨大的噪音,能让人的手脚不听使唤。

　　而等到刚出厂门,打火机几乎同时作响,男工们不约而同点起烟,到这里,他们在机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结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

　　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

　　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

　　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

　　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

　　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os

YST能这样无情揭露台湾的资本家，值得钦佩！顺便挟带私货，把我反驳太行子的帖子转过来存照。
http://www.xhclub.net/forum/view ... ;extra=&page=16
第627楼

【关于富士康的事情，我本来想收集足够的材料写点东西，可惜时间似乎安排不过来，事件过了那么些天，也应该冷下来了。

楼主似乎至今还在坚持自己的阴谋论。当然，这如果是你的观点，我可以尊重你。我之所以在之前讽刺过你，是因为你大多数的发言，都是捕风捉影去揣测他人发言的动机，转帖的动机，含沙射影地暗示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不是敌人，就是被敌人迷惑了的愚民，似乎只有你高高在上，洞若观火。因此，如果你的怀疑态度不是仅仅针对一个事件，而是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看待所有的发言的话，你这样的态度在论坛里就是非常恶劣的，因为这已经是一种习惯性的人身攻击，你眼里只有敌我，没有是非，因此，你从来不屑去着眼于一个人的观点本身。

富士康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富士康本身的非人性管理的错误，并没有人去追究和抱怨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如果硬要我去攻击政府的话，我可以指出两点政府的为难之处。

1.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与外来技术，从敌视资本主义，到对资本家开始宽容和微笑，这样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家的罪恶本性的纵容。当这种欢迎的态度，加之一些连贯的保护工人的法律措施没有建立健全，甚至废止（比如82年修宪取消罢工自由）的情况之下，整个劳资关系，劳动者是处于不利的位置的。这是本质的问题。但改革就注定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至于要发生多久，估计改革三十年后，各种连带的消极因素出现之后，虽然积重难返，但中央一定会尝试改变和调整政策，从而优化改革。之前国家领导提出的“活得有尊严”，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思维。

2.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应太慢，是因为有两点犹豫不决的问题：
a.不希望立即介入，以免给其它的外资外商带来政府干预的恐慌；
b.鉴于郭台铭是继王永庆之后的又一位台湾商界大贾，因此这里不仅仅涉及了中国对外来投资的顾虑问题，而是涉及了更重要的两岸关系问题，因为稍有强势的干预，就会被台独分子找到攻击的把柄，因此中央政府投鼠忌器，开始一直处于关注阶段，希望富士康本身处理好这个问题。至于省市两级的政府，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干预这样的一位大户，尤其是涉及两岸关系，地方政府没有胆量介入。因此，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最后派出调查组时，政治局的张德江是出马的，地方政府只是陪衬。

难道中国的媒体还不够低调吗?中国媒体至少有四次收到通知低调处理类似新闻，尽量采用官方稿件。难道这就是楼主说的媒体暴力？在大陆仅仅是报道几次跳的新闻时，台湾的媒体已经在检讨和批评富士康，已经在反思富士康文化的黑暗之处，台湾的民众已经有人上街游行抗议，为大陆的死者鸣不平。至于国外的CNN已经在开始批评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并没有丝毫批评中国的地方。至于富士康的几个主要客户，苹果、诺基亚、索尼都已经开始顾忌自己的品牌形象，开始介入调查富士康，而这个时候，楼主居然想要广大的网民封嘴，不要被坏人利用？我想问，楼主还有一点对自己同胞的关怀吗？楼主显然不关心这些死去的人，或者潜在要死去的人本身，而仅仅是想避免这些死去的人给他添乱子而已。

在我说明了前面两点之后，我必须说，我非常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和难处，我要谴责的是郭台铭。

为什么郭台铭要在富士康死了十个人之后，才施施然地出来？也许他富可敌国，人不死到一定的程度，是唤醒不了他的良知的。这个当过海员的人，估计在暴富了之后，已经忘记了底层劳动者的命也是命了。

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完全是追求高效率利润的文化，他们已经把人看成了生产线的一部分，在细节上尝试达到最佳的人机结合，但他们忽略了，人毕竟是人，人对机械有着天然的排斥性。富士康可以很骄傲的说，他们的工资也许不低，工作环境一流，他们的工人应该是以最佳的状态坐到生产线前。但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就是这种长时间的单一重复的劳动，对一个人的精神意志的摧残。

同样一个我见识过的国外IT企业，流水线组装电脑，工人每天工作7.5小时，基本工资约15000人民币一个月，超过规定工作时间的头三小时老板付1.5倍工资，超过三个小时双倍工钱，周六周末如果加班，全部双倍，每周工作38小时，超过部分就是加班。工人加班必须是自愿。万一当天有加班，那么加班前公司必须给提供免费晚餐。休息室有完整的娱乐游戏设备，员工之间可以随意交谈。更重要的是，他们下班之后，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朋友相聚，有自己八小时之外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公司，因为是当地企业，政府有政策优先将政府和军方订单交给本国公司，一是安全，二是照顾。即使是这样，在流水线上工作过的人，依然说只要连续做了三个小时，就开始打瞌睡困乏，口水鼻涕直流，需要出去喝水上厕所抽烟放松。最重要的是，这家公司是没有规定一天要做多少件产品的。显然，这样的公司面对富士康时，是没有竞争力的，于是这个公司的结局是倒闭了。

据说富士康生活工作环境一流，相信不比国外的差，因此不去谈，只谈富士康的管理是怎么样机械化，而不是怎么样人性化的。

郭台铭是什么人？郭台铭的前下属信怀南没有给结论，但给了例子：

信怀南作为前鸿海集团副总裁，买机票需要董事长批准；
郭台铭开会，下属站起发言后，郭不出声，下属不敢坐下；
郭台铭打电话给下属，可以叫对方不断重复一句话，直到声音嘶哑，就象我们看美国大片里面的，士兵对长官不断说yes，sir！而长官说：我还没有听到！

富士康是怎么样的？下面只引用报道：
“富士康的工人一分钟要完成600个手机外壳的注塑”；

“根据多位卧底记者报道，富士康内部阶级极为严明，超时加班情况严重，管理上故意让同宿舍员工错开休息时间，导致员工心灵无法与他人正常交流。富士康工人就算无人再旁催促，仍然走的很急，吃的很快。而员工想要多赚钱不惜超时加班的心态，也恶化了自身心理健康。”“该名记者卧底时间一久，似乎忘了记者的职责，同化为生产线上一颗螺丝钉。甚至结束卧底离职前与组长告别，走出十几步，组长在背后叫了一句“回来”，他竟下意识乖乖转回头，行到一半才醒过来：自己是记者，没必要再这样。 ”

「我们每天最少工作12小时，电话必须24小时开机，虽然没有人威逼你这麽做，但你桉头上有永远做不完的事情，工作12小时做不完就做14个小时，或者16个小时，作为中层官员是这种状态，你可想而知基层的员工面临多大的压力。有天晚上我们完成工作后，忽然发现四周的写字楼人都走了，当时是晚上9点多钟，我们竟然惊呼「怎麽今晚这麽早可以走」，你看看人到了甚麽样的状态？」

「有天我带美国的客人参观厂区，看见有一个地方被圈出来，美国客人问我这区间是作甚麽用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介绍，而事实上我知道那是罚站区，我也看到过有人站在罚站区内，他们是甚麽人，是属于哪个部门的，我无法知道。」

「这与美国的文化完全不同，在美国，虽然有上下级的区别，但这仅仅是分工的不同，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深圳富士康，上级对下级，外来官员对本土员工的歧视相当严重，那种责骂可用狗血淋头、竭尽谩骂来形容。当然，大家都好像习以为常，因为所谓高层、中层，也常常被他们的上司当众辱骂。」

当然，富士康员工与国外企业的工人的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的背景差异。国外经常会遇到工人不愿意周末加班，因为他安排了家庭烧烤或者钓鱼。但中国工人可能来自贫困的地区，家里等着他们的汇款。

从这里的情况看，缺乏人性的关怀与人情的温暖，忽略对生产线作业方式和行业特点的心理生理照顾，是富士康最失败的一个方面。责任应该由富士康去承担。

富士康这样的管理，不是对人性的摧残吗？不是对心理的折磨吗？这样的企业能不出事情才怪。

我最后想问的是，楼主怎么那么关心媒体该怎么样，而没有去关注一个事情本身是怎么样的呢？

请楼主回答我：是不是富士康的问题在媒体，是不是把媒体消灭了，富士康，或者其它地方，就不会死人了？

中国三十年的开放，也许没有外资与技术的引进不行，但没有广大兢兢业业的劳动大众，同样是不行的。当改革初见成就的时候，资本家获得了他们想得到的利润，国家得到了继续发展的税收，而长期在底层工作的员工，那点工资即使可以补偿他们即时的脑力体力支出，也补偿不了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心理失衡。因此，我们可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给资本家，我们也应该制订更完善的劳资关系法律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了。

如果我过去几天主张谴责郭台铭的话，今天就必须加上谴责楼主这样一样缺乏人性关怀的人。】

Summer2

阅

manmanman

很长

好心情

。。。

rosemary

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