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通俗易懂的钱学森归国开山史 - 绝对强过官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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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联同意接收中国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予以培训，同意为中国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苏联仿制德国的V2导弹）。
　　
　　1957 年10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即有名的“10月15日协定”。该协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引进导弹的仿制工作，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同时还增加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还援建了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有资料说还援建了一个，但我未查到是哪个厂）
　　
　　
　　航天领域的苏毛海龟开始诞生了，他们作为中国航天金字塔的第3层出现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实在太多了，在这选最最主要的，主要是和火箭及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主要为他们前期的经历和贡献）吧：
　　
　　
　　丁衡高：
　　　　 195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系。任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7年到1961年在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光学学院获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中国战略导弹惯性技术奠基人之一。曾主持并参与突破惯性平台系统、仪表及器件的多项关键技术。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空气轴承、三自由度气浮陀螺及陀螺加速度计。
　　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航天、核工业和其它装备的上级主管。
　　说个8卦，其夫人是聂力中将，可能有人不清楚，但聂力的父亲就没人不知道了---聂荣臻元帅，两弹一星的主管领导。
　　
　　
　　宋健：
　　1948年至1953年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1953年至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炮兵系学习，研究生，斯科大学夜校攻读数学力学系。
　　最有名也通常不为人知的是他曾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试验弹打下了快200KM外发射的靶弹，这可是在70年代末）！！！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
　　他是钱学森在工程控制方面的衣钵传人，80年代后修订《工程控制论》，署名的就是钱学森和宋健。
　　此人为红小鬼出身。后来出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一代传奇人物呀。
　　
　　
　　
　　刘纪原：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
　　　　我国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为早期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两弹结合”试验。在我国地地导弹采用和实现全惯性制导、改进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可靠性等科研攻关中，功不可没。
　　任过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
　　此人为烈士子女，读的小学是延安保育小学。
　　
　　
　　王永志：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1957年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回国。曾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第二代液体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固体战略火箭和地地战术火箭总设计师和研制总指挥，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等型号总指挥，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火箭系列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这个人对中国航天极其重要，他是钱学森之后的中国航天领军人物。关于他和钱学森的关系，可以说，没有钱学森，就没有王永志。王永志出任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和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就是钱学森推荐的。具体的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李伯勇：
　　1957年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系。
　　参与仿制“1059”导弹（P2）、预研100吨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及研制“东风二号”发动机的备份发动机、主持研制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还记得前面谈到的牛X的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吗？）。先后担任了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三号火箭总指挥等职务。
　　此人后来居然担任过四川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我是四川的，以此为记）
　　
　　
　　
　　孙敬良：
　　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茹可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
　　回国后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不久又转到了发动机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风暴一号火箭，长征三号火箭一、 二级，做出重大贡献。主持研制长征二号丁，长征四号火箭等的研制。创造性地解决了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技术关键。
　　液体火箭发动机与运载火箭设计专家。
　　
　　
　　朱森元：
　　1949年至1952年在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航空系学习，1960年12月在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校研究生院获副博士学位。
　　1961年至今，任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原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理论和研制工作，是我国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70年后，负责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
　　
　　
　　孙家栋：
　　1951年至1958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毕业时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
　　回国后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领导了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与中程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0年就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此人后来主管卫星，在中国卫星方面，辉煌到什么程度？曾任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东方红二号、三号试验通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北斗一号导航卫星、中星22号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现任绕月工程总设计师，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环境一号卫星和鑫诺二号大容量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当然，为什么会是他，而他又能成功，这又要扯到钱学森了，因为是钱学森站在他的背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钱学森真的是中国航天（不仅仅是火箭导弹）的灵魂。
　　
　　
　　于龙淮：
　　1951年他被派往苏联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
　　1958年回国。仿制P2导弹的发动机。1961年，任东风二号发动机主任设计师。在1965年，从设计部调到研究院科技部。参与了很多型号工作，主要做指挥、计划、生产、调度等工作。长二捆火箭的总指挥。可千万不要小看他的工作。
　　
　　
　　这些苏毛海龟，素质是相当的高，可以说丝豪不比前面的那些英米海龟差，甚至还要强（毕竟是TG从全中国选拔出来的）。8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派人（还是选拔的优秀学生）到苏联留学，有一位就被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教授找到她，说：50年代我
　　
　　教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各科成绩都是5分，你怎么只有 4分？
　　还有，他们去苏联都是去的顶尖大学（如莫斯科航空学院，苏/俄的主要航天成就基本都出自于它），专业对口的学习，而苏联的顶尖大学，教授非常厉害，如，总师们必须担任学校的教授！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王永志（前面介绍了，他可是钱学森后的中国航空领军
　　
　　人物），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最后一年学习时的导师是米申（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苏联第一代洲际导弹的设计师，联盟飞船的总设计师，N1火箭的总设计师。说句题外话，包括在苏/俄，很多人对米申不满，对他的评价很低，其原因是米申主持的苏联登月计划
　　
　　失败了。但作为科罗廖夫的副手和接班人，米申对的功劳是极大，水平不会比科罗廖夫外的俄国其他顶尖宇航专家差的，只是时也命也，谁叫他负责登月，却又无法压制对手，也不能争取到国家最高领导的绝对支持，结果N1居然没有获得试验的拨款，米申只好用实际发
　　
　　射代替试验，于是登月就失败在N1华丽的接二连三爆炸上），毕业论文就是洲际导弹。
　　这些人物其实当年是干活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加入航天晚，经历少，开始一段时间是屈居于英米海龟之下，负责具体的技术工作（但也意味着他们将基础打的极为扎实），于是，他们后来纷纷冒头，在中国航天上开始无比绚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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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关于苏联为中国培养的人才，这是中国建国后科技发展的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对中国来说也是极其极其重要的。看一下相关纪录吧(不同来源，因为向苏联派留学生这事有多个部门都在进行，至今没有一个全面统计)：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53年，采取“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方针，共派遣1708名留学生。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6年，采取“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共派遣5853名留学生，其中研究生1213名、大学生4640名。另有进修教师135名、实习生6802名。1958年，采取“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的方针，共派出1654名，其中研究生544名、大学生60名、进修教师176名、实习生874名。1957年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且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以便在留学时真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第四阶段是1959年至1965年，派遣留学生数量很少。1960年后，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仅有数人至数十人。留学生回国后使中级科研
　　
　　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档案处保存的文件表明，1951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7493人，其中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进修生、实习生和专科生；69％的留学生学习工科专业，10．6％的学习理科，6．9％的学习农林，3．4％的学习医学，3．2％的学习文科，1．7％的学习文化艺术，1．6％的学习财经。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一书的说法是，1949年至1966年中国向2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88人，其中留苏学生有8213人；
　　有学者根据《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组关于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59年7月27日)》统计，1950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学生16152人，学成归国的有9074人，7778名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学习工科的有5179名。
　　
　　学者郑竹园提供了更大的数据，并做了行业分类。他提供的数据表明，1950年到1960年，中国在苏联受教育的人数有38000人，技术人员有8000人，科学家有1300人，教师有1300人，学生有7500人，工人有20000人。
　　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51年到1962年有8000多名中国人在苏联学习生产技术，11000多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苏联的学校学习，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与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相关的留学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建设起来，实现正常的生产和发展。苏联方面相应的接待单位为这些项目培养了各个层次和环节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厂长、总工程师、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段长和工人，以及其他直接参加基建、设备安装、投产准备等企业建设的工作人员。比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有173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机厂接受培训。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的短期培训审查也相对较松，人数很多。
　　
　　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涵盖工业、农业、军事、地矿、水利、医学、电信、铁道、气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那个时期国家急需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包括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物理、磁学、金属学、半导体、燃烧理论、机械、动力学、声学、电机制造、计算机、冶金等，旨在能够马上解决紧迫的问题。当时，学习基础理论的留学生比较少。一般说，各部门派遣的研究生和大学生考虑选择三四年后急需的专业，而实习生与进修人员则选择当时最急需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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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也有一批人留学海外（主要是欧、米、日等国，数量也不少），其中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米国返回的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的一批留学生，毕竟其中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其中）。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远远远远不够（土鳖才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航天中也一样，在本文下面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需要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中国，而不仅仅是去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属于工程技术领域，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官派占的比列我就不谈了，还有相当多的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不过大家一般都华丽的无视了）分布专业（国家当前急需的程度）和人员数量（不仅仅是要高水平科技人员，还要大量的中低级人员），加上两个时期的土鳖数量对比，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建设不起来，无法成为一个工业化大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必然。
　　但是，光有这些人，还是不够的，这些人组成的金字塔中间层也还有很多空缺，更不要说还缺一个宽大的基础。于是，中国航天的土鳖出现了。
　　
　　
　　土鳖们可以说早期一点都不出名（除了极个别极优秀的人），因为他们上面有英米海龟和苏毛海龟两层，这两层的海龟都是从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的，而当时中国的大学水平相对于国外的好大学，相差太远（虽然其中会有些归国的大师任教，但相对于国外的一流大学而言，最起码数量上是远远不如的，硬件设施条件更不用谈了），于是在相当长时间中他们一直被海龟们压着，很难冒头。除了卫星，那是因为中国真正决定开始搞卫星时，已无法派出留学人员了，而绝大部分海龟们此时已在其它领域功成名就，加上也不是闲得没事情做，自然不大会选择这个新的任务。如孙家栋后来在卫星上极其有成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卫星之父，但当时他在导弹上干的很好，也不想改行，可钱学森把他叫过去，让他改行搞卫星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早期的土鳖们，基本都是在卫星上冒头的。
　　
　　
　　但土鳖的重要性可是一点都不低，所有的工作都是土鳖们具体完成，他们组成了从最低级的技术人员一直到中层技术领导。他们的数量相比上面的海龟们可是多N倍，如：
　　国防部5院从开始组建，钱学森就从各个高校、各地选拔大学生到5院，到5院建立时，就有156名大学生了。在1960年苏联专家离开后，又立马从全国选拔人员，导致5院一下从几百人扩大到上万人。
　　
　　
　　其实，土鳖才是决定中国航天的关键。
　　
　　
　　直到80年代，海龟们实在是已经太老了，而中国又有快20年没有从米毛两家获得航天留学人员，于是土鳖们开始纷纷冒头，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夜之间出现在航天舞台上，开始他们绚丽的表演。而很难有人知道，他们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的时间。就是80年代冒头的土鳖，大部分还是新的土鳖，最早的那一批土鳖，大部分也太老了，得不到他们加入航天那天就开始梦寐以求的舞台。
　　而新的土鳖，看他们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年轻，他们居然和当年的海龟们在航天大舞台上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差不多，甚至还年轻，要知道，这可不是中国航天发展的初期了，而一般说来，向成熟发展的行业，年轻人是很难出头的。他们表演的还不赖！我个人认为，这才代表中国在航天上能真正的独立自主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老的土鳖）中的最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毕竟名气不如前面的大。主要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吧：
　　
　　
　　谢光选：
　　1942年，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
　　1957年3月，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60年出任第一研究院总体部五室主任、总体部副主任。1962年底，任东风二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1977年后出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
　　
　　
　　王德臣：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1962年3月任火箭总体部结构组组长。先后担任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新型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刘竹生：
　　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导弹工程系，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强度研究所。
　　在中国第一代捆绑火箭“长二捆”中研究成功的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征二号F”火箭系统总设计师。
　　
　　
　　张恩昭：
　　196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毕业，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第三设计部工作。
　　60年代后期独立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双组元姿控发动机的总体设计。60年代末任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上面级发动机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60年代末开始任变推力发动机的关键技术研制技术总负责人。70年代未80年代初，任长征四号火箭三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任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90年代初，任中国新一代重点型号液氧煤油发动机（长征5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主要负责人。
　　
　　
　　孙凝生：
　　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火箭控制专家，参加了我国几乎一半以上火箭的研制发射工作。长二捆火箭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
　　
　　
　　邢球痕：
　　1957年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固体火箭武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火箭发动机研究室工作。
　　1959年9月，作为组长承担起固体火箭推进器的研制任务。
　　他可以说是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之一。基本上中国火箭导弹的固体发动机都和他有关。
　　
　　
　　李相荣：
　　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火箭专业，加入航天部门。
　　在“长征三号”的研制中有突出贡献。先后担任了长征四号A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二号丁火箭副总设计师、载人飞船921-3副总设计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总指挥。
　　PS：此人是朝鲜族，1941年出生在韩国庆尚北道，1942年随父从国外归来。这次棒子的罗老号，背后就有他的身影（传闻是棒子找中国要求帮助---当然是出钱的，中国派了他和另一个人去做技术支持---也可以说是去当太上皇，也因此罗老号的第二级发动机是在上海航天局生产---挣外快），不过由此也证明，光一两个顶尖专家对于航天这么大的舞台也是没用的。
　　
　　
　　王礼恒：
　　1962年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火箭发动机专业毕业，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从事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长期从事导弹动力研究和航天工程管理。1965年后，任型号液体发动机总体工程组组长。70至80年代，他和同事们突破发动机的相关关键技术。1999-2002年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范士合：
　　1956年北京工业学院火炮专业毕业，入国防部五院工作。
　　任过长征三号火箭的第二任总设计师，
　　
　　
　　龙乐豪：
　　196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总体设计部工作。
　　70年代任长征三号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主持和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工作。1986年与1989年先后任长征三号甲火箭副总设计师与总设计师，1991年任长征三号甲、乙、丙火箭总设计师与总指挥。
　　
　　
　　曾广商：
　　195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主持研制了用于弹道导弹和大型运载火箭推力矢量控制的16种伺服机构系统，以及百余种适宜于集成化、整体化和机电一体化的伺服动力、控制、测量器件。将控制技术、火箭发动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融于一体，使我国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航天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主要开创者之一。
　　
　　
　　
　　说实话，土鳖在航天这个大系统中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螺丝钉，就是幕后的英雄，他们在相当长时间中被海龟们的耀眼光芒所掩盖。不过，任何大一点的工程都这样，耀眼的只是站在上面的极少数人。我当年在雷达厂的设计部门，30多个设计师中，耀眼风光的也就是那几个总师。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千万不要埋怨，这是正常的----古今中外都如此，也是合理的-----工程项目客观决定的。要耀眼风光，就努力吧，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学习总师们的领导能力，学会和上级打交道，这样才能最终站在那个位置。
　　
　　
　　在中国的航天中，还有一批土的掉渣（超过大家想象）的土鳖，他们没有上过大学，有些还是土八路。可他们却通过工作和学习，成长为航天的专家（任中、基层技术人员的就更多了）。
　　我们就来看他们中的最最最主要代表（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名气比上面的土鳖还差。选的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
　　
　　
　　李占奎：
　　1952年中学毕业后被破例保送入航校。
　　　　 1958年，被选拔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从设计员升任为组长、副主任、主任、副总设计师。担任过“长二捆”火箭副总设计师，1993年任长征二号丙火箭第三任总设计师。
　　
　　
　　这可是航天呀，这在其它国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这就活生生的存在中国航天中。
　　这样土的掉渣的土鳖，当时在国防工业（其实民用工业也一样）中其实是很常见。我在雷达厂工作时，就有几个很老的总设计师是这样的土鳖（有的是当工人读夜校出身，有的是当兵出身），但他们的能力绝对不可小看。
　　这样的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当时在各个方面是如何的缺乏人才，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也包括航天）是多么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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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现在中国又有大批留学人员（数量高达数十万近百万，数量现在还在增加），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回国了，在各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辉煌了（相对同时期的对比），因为现在土鳖的水平相对于以前土鳖和海龟的差距（大家的中坚层，不谈个别的，否则土鳖中也有牛X的一沓糊涂，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海龟中也有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已经大为缩小了，但土鳖的数量太大了。
　　真正内在支持、决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已经变成土鳖了，这才是中国成为大国，能向着超级大国迈进的关键因数（我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变成）。
　　量变导致质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尘埃落定

前些天网上看到，钱回来的时候是先到TW，觉得那里不会有什么作为旧来到俺们这里了。是不是这样，好像都不说这个的。

思量

有意思 很透彻 [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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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作者 尘埃落定 于 2009-11-5发表的原文
前些天网上看到，钱回来的时候是先到TW，觉得那里不会有什么作为旧来到俺们这里了。是不是这样，好像都不说这个的。

这一段历史没有了解到
不过，作为国党时期出去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也算名门之后吧]，就算去，也不足为奇。

我看过他的家族史，再去抓一部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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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一所科技创新精神的学校--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http://news.qq.com/a/20091105/0001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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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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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老师教授之间确实互相保密严重，本人所在学校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好坏完全都根据老师决定，这其中有很大原因就是所有老师都在跟学生说，你们要保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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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钱学森与夫人蒋英（蒋百里之女）以及一双子女搭乘轮船回国。船到香港转换火车之际，记者访问钱学森，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记者：对于你的书籍文件被扣押，你有什么感想？
钱：此时我不能谈这个。
记者：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中国吗？
钱：我不能谈这个。
记者：在你去美国之前，你在哪儿就学？
钱：这根本不重要，我不认为要回答你们。
记者：你能告诉我们，你有哪些朋友还未获释？
钱：我们中国人没有讨论美国事务的自由，我也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美国领事馆有人来诘问你吗？
钱：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美国领事馆？
记者：回到中国后，你会住在哪儿？上海、北京、或天津？
钱：（没有回答）
记者：你的女儿出生在美国吗？
钱：是的！
记者：那么，她是美国公民吗？
钱：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查。
记者：你女儿会说中国话吗？
钱：这是我个人的事，我拒绝回答。
记者：你何时和你的太太结婚的？
钱：这离题了。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被监视？
钱：我不知道。
一位记者用英文问了一个问题。
钱（笑了笑）：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记者：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文。
钱：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你应该学讲普通话。
大家都笑了。
以上记者会访谈内容，摘自《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一书，在书中，钱学森把记者形容为「找刺激的猎人」，而我们看到这段内容，也会自然回想之前杨振宁博士访台的时候，我们的记者老爷的表现，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记：钱学森自从离开美国那一刻起，就公开宣称他不会再回到美国，因为，美国政府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美国政府始终无法证实钱学森曾在美国参加共产党。）
晚年，他名气比当年响亮不止数倍，美国友人纷纷邀请他再访美国；他提出一个条件：美国政府必须为当年驱逐他出境一事公开道歉。
美国政府没有道歉，钱学森也没有再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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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太多关于钱老的资料，反而将我看过的他的家族史的淹没得找不到了 [M30]

中央10套曾做过一个节目.
这个站上好象有网友贴过.
就是古越国一个王侯的墓穴的顶部有星辰的图案.
而这个家族后来出现了很多名人.
钱学森,钱三强,钱其琛,钱永健....
等等....
好象说是南越国王钱 戮【金字旁+戮的左偏边，可五笔就是出不来这个字】
海宁钱家呵，名门望族，家教颇严，世代传承。
新中国后都出了300多工程技术骨干

爽爽歪歪

绝对强

沝淼

拜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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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征火箭的功臣（6）

这是一批特殊的功臣，这是一批经常被很多人遗忘的功臣，这是一批个体成就看起来非常渺小的功臣。在现在人们谈起中国航天时，没有多少人会记得的功臣。只有TG官方在很多“有良心”的人痛恨无比的8股中才会提到的功臣。

50年代的中国，即使有了以上的科技人员，搞导弹火箭可以说仍然是个梦想，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家，全国的绝大部分人，还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当时的TG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庞大的工厂，可以花宝贵的外汇买来先进的设备，但工人呢？科研人员们的脑力劳动最后是要靠工人的劳动来实现的，没有合格的工人，前面再完美都是没用的。

说起工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将人敢进工厂就立马出现了合格的工人。很多人会反驳说，改革开放来，沿海的血汗工厂中上班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厂前不就是农民吗？这有什么难的？那是因为环境条件不一样了，经过TG30多年的疯狂建设、教育和宣传，虽然改革开放初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农民，但大部分人毕竟不在是文盲+科盲了，已经接受工人这个概念的文化了，同时中国也已经变成世界前10位的工业化大国，大量产生工人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即使这样，农民工仍然和标准的工人有差距，这个差距每年都会让很多的企业管理人员头疼）。然而在50、60年代，这一切条件都不具备，可以说，能否拥有大量的合格工人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包括航天）成败最直接的因素。

而且，当时很关键一点是，当时的机器完全是靠人来操作的，是否拥有合格的技术工人就决定了中国航天到底能否搞成。有些人可能会说，当时不是有自动化的机床，如组合机床等吗？可惜当时的自动化机床只能适合于极大批量（如年产数万到数百万）生产的东西，如果，在火箭研制中就采用自动化的机床设备来加工，被修改一次图纸就得调整或重新设计制造机床，就是苏联也会破产的，而且，火箭上很多零部件体积很大，要是用自动化机床的话，成本会高到一个天文数字上去。而且，要造出自动化的机床，仍然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更何况，在火箭上，很多地方都是手工操作，对技术工人的要求就更高了。因此，没有大量合格的工人，火箭对于中国来说，就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只能停留在设计师的绘图板上。

但这个难题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新中国领导人考虑的话题，因为TG自信它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当年淮海战场上的百万小推车就是TG信心的证明。TG开始全国扫（文）盲，科教电影加在每一部电影的前头，所有的宣传都在大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尽可能的为工人创造出总总好的条件来吸引大家，已经成为工人的则要接受完整全面的培训，还提供工人夜校。后来的事情表明，TG在这个任务上完成的极为出色。很多条件糟糕，按常规因为条件不具备，因此很难完成，会严重影响任务甚至导致计划失败的事，都被当时充满了无比激情的人们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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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天中，N多的零部件要求手工加工，要求还很高，完全要靠工人的经验来完成，到装配时更是如此。相比于米、毛两国，中国的条件要差的多，从各种加工、辅助设备到工作环境，因此要出成果，中国的工人们必然要比国外的同行们付出更多的代价。最惨重的代价居然发生在90年代初，那是长二捆第一次试发射前，发现有故障，于是需要钻进火箭内排出推进剂。我们大家知道长征火箭和我国的液体导弹的推进剂是联氨/偏二甲苯，是有毒的，而且火箭内部是很精密的，于是两位水平很高的老技术工人带着防毒面具钻入火箭内，轮流工作，结果两人都因中毒而牺牲。
由于他们单个的功绩太小，太不起眼，我没有找到当时航天界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就拿其它行业的代表来说吧。
我们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铁人王进喜。当然有人后来说了，石油开采中最重要的是发现石油，打出地一口喷出石油的井，如国外的石油公司，打出第一口井奖励百万米刀，后面的就没有了，因此大庆精神不算什么。可问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全国勘探到打出地一口喷出石油的井，这样的代价中国付得出，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在茫茫荒郊野外建立一个石油基地就困难无比了，因为这是国力的体现了。

自古到1949之前，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民族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都是加在社会的中上层中，因为他们是真正享受到相关的利益的，因此也只有他们才说、也才有资格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真正承担起这个责任的往往是社会的下层人民，但下层人民们只是因为朴素的思想而被动的承担了这个责任。相反，“当兵吃粮，天经地义”，这是古代的自称“受命于天”的统治者们也不得不同意的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遗言是“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就是一个证明。
这一次，社会底层的人民第一次主动自发的将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他们的伟大贡献。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就是新中国一切伟大成就的最终基础。

PS：
作为一个的对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援外回国人员，关于在很多国家援建工厂后对那些国家工人的评价，很多人看了说，这些国家是没指望的，可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们的中上层中，国外名校毕业回来的博士们比比皆是，而且还没有当年中国遇到的国际封锁，还能从国际上较容易获得贷款。区别，就在于TG真正的动员起了人民，而不是大家口头说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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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现在发表附录并不代表文章已经写完了，而是在写作中，必然会有很多东西需要详细写，但又不适合放在正文，故在发表正文时同时发表附录。

有好事者看了我的《长征火箭杂谈》坑后去查了，说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历任主任中没有钱学森。我看了以下，前面第一次写时我写对了，后面详细写时我将喷气推进中心（JPC）写成喷气推进实验室（JPL）了。下面简单说一下两个机构的关系。

钱老是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创始人之一，在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成立后出任喷气研究组组长（总共就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后来是因为冯卡门和加州理工产生矛盾，钱老就跟着老师一起去了麻省理工。1948年夏，古根汉姆基金会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成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JPC）。这两个中心不约而同地邀请钱学森出任中心的主任。其中加州理工新任校长杜布里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总统首席科学顾问）亲自写信欢迎钱学森回加州理工，于是钱老回到加州理工并出任加州理工喷气推进中心（JPC）主任，而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虽然是军方成立的，但也在加州理工内，并且由加州理工代管，因此它们都归加州理工管理，这就是两个机构的关系。由于后来政府的强大太空资金，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就出头了，发展成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米国火箭和太空技术摇篮。
因此，文中的意思并不受这个错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