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好文:发展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困境

阿正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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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困境
2004年08月04日 16:25



编按：中国当代外交理念肇始自邓小平，1989年之后邓公提出「韬光养晦」十六字方针，为营造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定下基调。此一政策延续至今变动不多，然中国改革二十余年间发展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龃龉贯穿始终，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国力渐增，有关外交政策改弦易辙的呼声亦时有耳闻。


本文检视了中国改革以降，始自邓小平的中国外交政策与国内国际态势的互动历史。作者是署名FUBO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


文载2003年3月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中文版，译者Jiunn Minn WANG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并严重损害官僚阶层和平民大众之利益。邓小平重新掌权后，官方即形成共识，决定以经济发展务实政策取代过去激进的毛主义阶级斗争路线。此一标榜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政策顿时获得举国上下热烈支持。中国于是开始进行集体经济体制改革，引进外资技术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开放改革策略源自其经年累积之务实信念。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真空轻易地即为务实主义挂帅的党政教条---实践是真理唯一准绳---所填补。此一似是而非之论与邓小平的两句名言不谋而合﹕「黑猫白猫，会抓耗子的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邓的富国政策理想吸引了数十年来长久处于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虽然其具体作法幷不明确。他坚信尝试错误的民生改革较毛教条更迎合民心，势必将获得全国上下鼎力支持。其逻辑为经济发展决定一切，亦即他所说「发展是硬道理」。邓要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建设成果。


此一急功近利之见对中国外交政策造成两大影响﹕


一、中国外交导向急剧「西倾」，不再坚持反国际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主义」取代了列宁过时的帝国主义，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某种微妙转变。中国开始疏远与第三世界传统结盟关系，如逐渐削减第三世界经援，对西方列强主宰之不合理国际秩序反对立场愈趋暧昧。


二、诚如某资深中国通所言，邓的开放政策对象以美国为主。此乃由于美国拥有中国工业现代化急需的尖端科技，以及中国当时于美苏抗衡中位居重要战略地位。鉴于美国为东亚势力主宰，加上急于发展中国经济，邓小平因而在某些主权问题上退却让步，庶几换取持久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因此长期继续容许美国对台军售。至于与日本及东盟有关钓鱼岛群岛以及南海主权争议，则提议「搁置争端、合作发展」，希望藉以减低邻近国家敌意。邓认为更睿智的未来中国领导人将能解决这些领土主权争议。


1980年代国际紧张局势普遍和缓使得中国国家安全顾虑为之降低，明显反映于其军备现代化脚步之调慢。中国领导阶层曾断言表示﹕和平与发展已成当今世界主题。全球的确因冷战和解正朝和平迈进，但若因此以为国际安全威胁从此已不存在，无非乃一厢情愿之见；可是中国一意孤注于经济发展却正是基于此一看法。


1989年东西冷战结束，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为之改观。美苏对峙的两极世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中美联盟抗俄的战略基础不复存。苏联解体后权力真空所释出的动乱因素粉碎了世界持久和平之幻想。美国开始积极介入诸多烫手地区，亚太地区各国扩大军备竞赛，中国所妄想的亚洲和平环境为之扭曲匹变。1989年六四风波爆发后，由美国所发动的经济制裁和意识形态挞伐给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平添了另一严厉挑战。邓曾一度对和平发展前景表示悲观，但却拒绝改弦易辙。此不仅是为了保住颜面，且因其深恶痛绝见到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美交恶及所衍生的中西紧张关系而脱离原轨。邓虽意识到冷战后国际权力架构已产生根本变革，但却冀望仍可挽回中美友谊，因为他坚信此乃世界和平安定所系。


邓执意发展中国经济尚基于另一政治考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共产主义之政治正当性严重受挫，维系中国共产党政权从此端赖持续的经济成长一途；然而此得靠一个即便是恶劣难堪的和平安定环境。如何创造和平安定？邓斩钉截铁答道：「夹起尾巴做人」。


面对六四风波后中国外交孤立困境，邓断然提出因应对策﹕意识形态「不扛旗帜不当头」，言行「韬光养晦」。中国于意识形态上采低姿态显然是希望因此能换取美国降低敌意，但却亦同时贬低了中国国际道德声望。邓于1980年代中期曾积极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结盟，反抗霸权主义和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其精心睿智为中国锻造的有力道德利器如今却毁于旦夕。源于共产世界破产以及中国经济落后的自卑感笼罩着中国领导阶层潜意识，使得中国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击时总是采守势。


而且，「不当头主义」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低姿畏缩，尽失其举足轻重之大国身份。不但因此自限策略转寰空间，且损害中国之亚洲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和朝鲜关系即为显例。朝鲜最近挑起核战危机，丝毫未事先征询或照会其长期盟邦的中国。对朝鲜影响力减弱势将严重打击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此外，由于丧失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策略支援，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于面对一连串与美冲突时外交处境之孤立可谓史无前例。


然而，与美经贸谈判让步以及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弃权之低姿外交政策却也给中国带来三项报偿﹕一、1992年西方经贸制裁解禁。二、美国最惠国待遇。三、1992年后直接投资外资大增。中国经济成长因蓬勃的出口和外资涌进得以维持畅旺。


与西方紧张关系缓和加上蓬勃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领导阶层于1990年代前半期开始重拾信心。当时亦正逢第三代领导人自其革命前辈手中接掌大部分权位。这批新领导人幷无前辈之意识形态坚持，大多为经验丰富精于实务的技术官僚，且因工程教育背景出身，个个顽固自负。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不足，他们均欠缺国内和外交政策远见，无法提供人民一个更可信的社会远景蓝图，只是萧规曹随邓的发展主义旧策，且亦不具运筹强权游戏之深沈智慧。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渐壮大的经济实力引起了美国及东亚国家之警觉或甚至敌意。美国开始于远东增加军力部署，幷加强与日本和东盟军事外交关系。此乃是美国自冷战结束后一贯政策之延伸，不择手段遏阻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的新崛起势力。中国加速溶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其「韬光养晦」之策前功尽失；而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则给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邓的「韬光养晦」策略遂遭美国先发制敌之围堵战术封杀。


邓极度投机的发展主义亦造成了政策改革诸多偏颇缺失，一意只顾经济成长，牺牲了环保，社会正义甚至国家安全利益。自1990年代起，操之过急的经济改革反而徒增更多经济发展拘限而非有利条件；贪污舞弊，贫富悬殊和失业率恶化导致总体需求低靡；不良的工业政策加上1992年起推动的「国外技术转移」策略未能奏效，遂使本土研发能力提升努力失败落空，其中尤以通信科技和商用尖端技术为最，二十多年来始终远远落后跨国公司同业。此无疑说明了为何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愈趋仰赖外销市场及先进国家直接投资。1990年代早期掀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迫使中国不得不和发展中贫穷国度竞争获取跨国企业投资。与国际贸易「接轨」乃成为中国领导阶层无法回避的政策选择。中国拥抱了自由经济体制游戏规则，屈居被动顺从角色，而非规则制定主导者；其与开发中贫穷国家同一阵线，对抗西方列强主宰的政经秩序之决心从此倍受质疑。


「守规」意识之提升亦使得中国百般设法与当今霸权秩序和平共存，扮演「负责」的大国角色。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未调降人民币汇率即为一例。选择于国际规则架构内运作是希望降低邻国猜忌和敌意，同时亦向西方列强表明中国与之认同的急切渴望。面对美国压倒性军力，中国领导阶层深感无力无助。美国对中国采「围堵接触」双手策略，源于克林顿政府时代。中国领导阶层因此产生了双面心态，一边与美和解，一边周旋于西方列强间进行合纵连横。1990年代末江泽民的「强势外交」政策浮上台面，其中心策略为与所有西方列强建立合作关系。然而反讽的是，面对其「最佳战略伙伴」美日两国于东北亚渐增之威胁，中国却不得不和俄国应变结盟。


江的「强势外交」政策行得通吗？从地缘战略观之，中国势不可能切入美日或美欧联盟关系。即使中国确以经济牌暂时赢得了西方较低调的政治抨击，然而，紧密的经济往来未必能保证拉近双方政治关系。美欧日彼此猛烈争夺中国市场固然有助于中国经济政策转寰空间之增加，但亦仅止于经济外交而已。可以断言的是，中国与此三大强权之外交关系将只局限于经济，而非如此三者间之以地缘政治结盟为主轴。


鉴于国内需求不振，中国领导阶层急切企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庶几吸引更多国外直接投资，以维系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迫不及待之渴望和不惜重大让步之表态使得中国入会门槛大为提高。更严重的是，与其先分别和欧盟及日本谈判，藉以削弱双边谈判最狠毒的美国之筹码，中国却反向操作，结果先遭美国施压被迫做了更大让步，同时亦引发欧盟嫉愤，提出了更苛刻要求。而且，总理朱熔基竟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科索沃巅峰期间旋风造访华府，使得原已摇摇欲堕的中俄抗美地缘政治联盟关系从此划上休止符。


上述损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失策之举已足使中国被排除强权游戏之列。一个月后，美军误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事件则完全粉碎了中国领导阶层的「强势外交」美梦。有趣的是，此一羞辱事件却未被归咎于中国短视的外交政策，而是遭技巧地转嫁于中国经济落后头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再度为中国政府借机运用，作为封堵国家主义人士抨击以及掩饰政府外交无能之借口。官方一致的辩解是「弱国无外交」。唯恐经济发展受阻，中国始终避免和美国正面冲突。此无疑印证了中国强权外交政策落空后孤注一掷于发展主义之看法。


邓小平为深具国家主义感的领导者，表面低调不谈国家主义以行「韬光养晦」之策；中国第三代领导阶层则毫无国家主义坚持，否则只是视之为维护权力正当性工具。而中国人民之国家主义最佳自然流露则是国家尊严感。因工业振兴政策失败，中国官方普遍弥漫失败主义；加以自由经济学者及权贵精英大肆鼓唱全球化「双赢」美梦，时下中国社会充斥着买办文化。反观韩国及法国，前者民心普遍具有根深的国家荣誉感，后者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则保有高度警觉心。此外，中国内部社会政治危机已濒临爆炸边缘，迫使领导阶层全力关注社会安定问题，以防情势恶化失控；国家主义人士对政府外交失策之指责批评因此多遭漠视，影响力极有限。然而中国外交挫败实已构成另一政权正当性危机。中国领导阶层却依然故我，以卑躬屈膝之姿处理国际事务，甚至对事关国家重大利益，无论是台海或中亚地缘经济要害地区之问题缄口以对。


美国于911事件后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中美紧张关系似乎为之缓和。可是美国却趁机对中国之策略加紧进行围堵，于东亚地区升高军力部署，派军进驻中亚；此外，日本公然强占钓鱼岛列岛，中俄有名无实之策略联盟以及台湾独立走向加剧均在在严重侵蚀了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幷威胁中国未来数十年之稳定经济成长。东盟虽正面回应了中国于二十多年前所提「暂时搁置南海争议，致力地区经济合作」之建议，此一问题幷未真正解决，仍以「东盟与中国南海主权多边协议方案」交付联合国讨论中。面对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中国目前因应之道为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此绝非意谓中国将重与第三世界同步并肩挑战西方强权政治。史例昭然指出，制衡国际独霸强权端赖吓阻实力，而非低声下气劝服。中国政府一厢情愿的发展主义政策因此势将幻灭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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