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戈随笔：听潮而发

鸣戈

鸣戈随笔：听潮而发



——从陈步春一组词说作词



那是在湖南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大会上，老师于沙系着华丽的领带把我叫过去，从袖珍手提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上有“请曾鸣同志写评论”一行很书法的毛笔字。这就使得我不得不需要彻底地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了。

遗憾的是，那天大会，各界要人和企业家们谈得兴起，我是会务组织人员兼记者，无暇将于沙老师关于陈步春先生的推举要义记完整，只记得这位兄弟是在徐州歌舞团任创作员，年纪不算大，成果可谓多，仅此而已。（补注：1992年，我调广州工作后，陈步春也参军进了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任创作员，我们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

写评论，其实对于作者背景不太了解也许是件好事。于是就词说词。

陈步春那组词总题为《碧蓝色的潮音》，并特别注明是一组通俗声乐组曲。我想，这也许正是于沙老师为什么要我来作评的重要原因吧。读词要比“听词”容易。一读，一首一首，写的果然都是有关大海的事物人情。句子像海浪一样，起伏而漫长。有视觉冲击波、也有听觉的“潮音”。观词与观海，这两件事，不论分开来还是合成起来，在步春的作品里，都吻合了我的审美经历。他的这组词，因其形式的不拘一格，而在词界引起过不小的反响，这应当是意料之中的。

——海潮翻滚情潮翻滚我们追赶大海；

浪花怒放心花怒放我们追赶大海；

带上涛声带上帆影带上一片蔚蓝；

留下歌声留下舞姿留下一片思念。

这样的句式，想想，如果加上澎湃的音符和音响、灯光。那是足可以把演唱的现唱翻滚成海的了。歌词之所以好读，就是因为它不是诗，也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好读的词其实并不好写。

可唱、可听，这是戴在词作家身上的两道镣铐。写词的目的，还是要用它来冲击人的感观视听的。职业作词，形式重于内容，音乐形象重于文学形象，性别形象重于性格形象，这是必要的技术思维。诗人和词人，没有思想感情上的不同，但一定要有审美兴奋点的不同。写词是要有综合演艺知性的技术门槛的。在戏剧学院读书时，记得老师说哪位外国有位戏剧家说过，一个好的编剧，如不是科班出生，那他的家，一定住在离剧院不到三根电线杆的距离（大意）。

本人从业余习诗而至职业作词，那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开始窃以为，那直截了当的几句话，怕是凡有能力把句子造得好一点的学生哥也是可以应付的。何况“造句”出来以后，还有作曲家、配器家、指挥家、乐手和歌唱家为着你那几句东西“造”势。写词，难道不是件赚钱不费力的事吗！

我大错而特错了。

不要说，你真的幸运地把词作得人家大唱特唱，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唱的这首词是哪个作的；不要说，你把词作得人家大播特播大赚特赚，你却还是只能时常蛋炒饭度日，这样一层终极美妙的苦恼。只说你如果要想从一个哪怕已是名震中外的诗人，转变成一个能够靠写词吃碗干饭的人，那也是一件费力却不一定讨好的差事。

记得我刚进歌舞剧院去做专业作词的时侯，一位好心人说：“写词可是比你写诗难哟！”听这话，我当时想：是难，做草鞋和做飞机都难。可见我当时的心气是多高。结果作了几年词，我是深感有愧于那位好心人了。所以，我的词后来被谱曲演唱的也越来越多了。

才气与力气，只有在这二点之间成功寻找到了平衡与共振点时，你才是一个不错的词人。作词，有时侯，在下力气的方面只怕要更多一些。

说了上面一些话，再来看步春的词，我就不需要多说什么好的话了，唯一要说的一个好，那就是他写词用的是一颗诗心。我当然不知他有没有写过诗，但读他的词，我读到的是诗风，这就足够了。流沙河先生的妻子对他说：“我爱你，爱你一个字不写也是个诗人。”是的，诗人是可爱的，不写诗的诗人也许更可爱。

写过《八百里洞庭美如画》、又曾任专业词刊主编的于沙老师总是说：“我把歌词当诗写。”他这样写，也就是顾及到了诗美与词美的高度结合，就是才气与力气的出品了。

诗是很好玩的，陈步春也好玩，他不说：“走向你,我有说不出的欢喜”，他说：“走向你,我是说不出的欢喜”。把那一个“有”不经意地写成“是”字，形象生动了，内心跳跃了，这是多么主观武断、又迫不得已的“欢喜”！

他费了劲，但没让你看出来，有才。

可惜我手头没有陈步春这组词演唱后的音响资源，可惜我孤陋寡闻还没有读过陈步春其它的词作。便且打住，不知一通随意的有感而发，对不对得起我老师的那行书法般的嘱咐，不知步春先生有没有怪罪。



1988年9月21日怀抱午睡乍醒的幼子 于长沙



原载《楚天文艺报》88年11月 总编：黄胜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