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平原信访办主任三次上访失望后求助媒体--zt

老鱼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1-06/114619410943.shtml

信访办主任的尴尬转身

　　广西桂平，一个原本名不经传的县级市，最近因为一起上访事件全国闻名。让外界对这起原本并不复杂的上访事件引起关注的是一名叫吴宗明的上访户，他要反映的问题虽然具有代表性却也比较普遍——征地拆迁纠纷，不同寻常的是他的身份——桂平市原信访办主任。

　　是怎样的原因让这位已经退休而且自认为“上访无用”的信访办主任最终被逼选择了上访？这位几年前还坐在接访室内接待上访群众的信访办主任，面对退休后人生角色出现的戏剧性转换又有着怎样的感触？

　　让人们产生浓厚兴趣的还有——曾经的特殊身份能否有助于吴宗明所要反映的问题的解决？变身为上访户的吴宗明在他的漫漫上访路上，对当下的信访工作又有着怎样的再认识？对信访事件增多的背后缘由，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且看，老信访办主任上访记。(杨 江)

　　信访办主任上访记

　　这是一个他熟悉的地方，还有很多他的老部下，曾经，他在这里接待过无数排着队上访的人员。“我知道上访没用，最后还是推到下面解决，劳民伤财，接访单位只是应付一下我们而已。”但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这么多单位，总能碰上个把领导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事吧。”

　　来到熟悉的地方，吴宗明心情很复杂，说不出的滋味：“我没有想到我有朝一日会以上访户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

　　首席记者/杨 江

　　事由：征地拆迁纠纷

　　吴宗明为何上访，还得从一项名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的项目谈起。按照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2007年3月20日下发的《告被征地拆迁农户书》介绍，这项工程属国家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和广西重点项目工程。

　　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西江航运干线，是我国西南地区物资经由左江、右江、西江水运以及南昆、黔桂、湘桂、黎湛铁路大宗散货经由贵港中转南下梧州、广州、香港、澳门的必经之地。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已经投资5.9亿元疏通扩容贵港至梧州航道的规模，使其枯水期也能通航3000吨级货船，而桂平航运枢纽必须扩建才能与这个黄金水道相适应。

　　因此，从长久战略眼光来看，建设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用《告被征地拆迁农户书》中的话说，这项工程“是一项造福子孙万代的百年大计”。

　　对于这项工程的意义，吴宗明表示，他与其他被纳入征地拆迁范围的200多户农户都是能够理解并给予足够支持的。

　　一方面，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已经取得了国家发改委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相关批文，另一方面，吴宗明们认为，“从长久眼光来看，即便我们被拆迁户也是受益的”。

　　吴宗明认为，因为有了这个工程才有了征地拆迁，而有了征地拆迁，这块毗邻市郊的区域才有了开发，“有开发就有发展，被征地、拆迁的农户就有了更多出路，房产也才有了增值的空间”。

　　“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情。”因此，从一开始，吴宗明与其他农户一样，都积极支持甚至期待着工程相关工作的早日开展。

　　2006年下半年，征地、拆迁工作开始前期动员、登记，吴宗明家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四层半的楼房，2002年建成，后院还有一个果园。吴宗明说，当时他通过熟人的关系买到了便宜的建筑材料，并请来自家兄弟帮助修建，即便这样，这栋房子当时还是花去了20多万元。

　　“平心而论，我的房子在被拆迁户中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工作人员来测量登记，都说，不得了，你家的房子起码能赔到100万元。”吴宗明说。

　　吴宗明的老婆当时笑着回应：“不敢想，能有一半就很满足了。”

　　二线船闸工程所涉及的河南、南津、先锋三个村，确实有不少被拆迁户原本的住宅条件比较简陋，部分甚至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按照拆迁安置指挥部最初公布的安置计划图，265户被拆迁户将被安置到两块地皮上，其中一块安置111户，另一块安置154户，吴宗明回忆：“当时的规划，户与户间距很宽，安置区内设有学校、医院、商场、市场、车站、写字楼……村民们都很高兴，认为搬迁过去可以做生意，生活不用愁，按照规划，我们的生活水平只会比以前大大提高。”

　　但是，这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想很快便被泼了冷水，2007年3月5日，桂平市人民政府通过了《项目建设征收征用土地和地上附属物具体补偿方案》，二线船闸工程拆迁安置指挥部又依据这个条文结合被征地拆迁户的实际情况划分了多档补偿标准。

　　以吴宗明家的这类框架结构房屋计算，拆迁安置指挥部最初划分了三档，其中，房屋建龄在5年以内的补偿标准为420元每平方米，5至10年的为390元每平方米，10年以上的为370元每平方米。

　　吴宗明家的房屋因为超过了5年，因此被划分到了二档，将院内的仓库、果树等杂七杂八的项目算在一起，吴宗明家的拆迁补偿款只有不到24万元。

　　这让吴宗明大为意外，也颇为不满，他请来专业的评估公司对房屋进行了估价，“市场评估价是38.7万元，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不算装修，我再造一套这样的房子，仅毛坯房就要近600元一个平方。”

　　“既然有关文件中强调，保证被征地民众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被征土地上的附着建筑物按照原规模、原标准或恢复原功能的重置价进行补偿，为什么我要重建一套这样的房子还要倒贴至少十几万元？”吴宗明想不通。

　　对补偿方案有同样意见的还有不少被拆迁户，如拆迁户杨家飞，他的房屋被评为，混合(砖)结构的补偿250元每平方米(后提高至280元每平方米)、土房160元每平方米、简易房50元每平方米。

　　“低得人难以想象。”杨家飞抱怨，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专项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桂发改法规[2005]190号》的规定：混合(砖)结构每平方米补偿40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米补偿280元。

　　“一方面补偿标准低得离奇，另一方面，拆迁安置办还要征收我们每平方米195元的新房地基费。”杨家飞算了一笔账，到头来，他一分钱没能赔到，还要倒贴35元每平方米，才能拿到一块安置地。

　　“我能接受这样的补偿方案吗？都倒贴了，我还能拿什么去建新房？”杨家飞很愤怒。

　　让被拆迁户们不满意的除了拆迁补偿标准，还有拆迁安置方案，“我们发现，原先用于回迁安置的两块地皮，现在只拿出了其中一块较小的用于拆迁户盖房子，一栋紧挨着一栋，密密麻麻，鸽子笼一般，原先的配套设施、公共空间全没了，学校、医院、商场……都没了。而另一块回迁安置地却不知道被挪用到什么地方了，据说是卖给开发商搞开发去了。”吴宗明说。

　　他认为把所有拆迁户都挤压到一处回建点安置，极大地侵害了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

　　此外，对于吴宗明等部分被拆迁户而言，意见还存在于具体每户的安置方位，吴宗明家本来位于南梧二级公路一侧，他认为回迁安置应该同样将他安置到靠马路一侧。

　　“沿靠马路，将来可以做点生意维持生计，但现在却将我们这些原本靠马路的人家安置到了最里面。”

　　吴宗明补充，除了以上三点，他们还有一个担心——回迁安置点渗水严重、地质过于松软，并不适合居住，而目前拆迁安置办公室采用的地基打造方式也不能有效解决地质隐患。“一旦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我们这里肯定遭殃！”

　　在《建设西江航运干线桂平二线船闸工程告被征地拆迁农户书》中，桂平市委、市政府表示，“要将桂平二线船闸工程建设成利国利民的‘阳光工程’……成为依法征地的样板工程。”

　　“阳光工程就这样黑暗？”吴宗明很意外，不过，即便意见如此之多，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对于安置与补偿的具体细节理解差距如此之大，群众上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

　　当其他被拆迁户拒绝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纷纷去找拆迁安置办理论时，吴宗明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甚至面对拆迁办工作人员，吴宗明最初连他心里的愤怒都隐藏了起来。

　　特殊的拆迁动员手段

　　吴宗明为何表现得如此克制、冷静？这与他此前的工作经历有关——18年的兵役史，退伍后在桂平市担任了11年的检察院经济科科长职务，后调至桂平市司法局，在副局长位置上一干就是7年，由于处理疑难问题成绩突出，1999年又被领导点名调至桂平市信访办担任主任，直至3年后因桂平市干部年龄结构调整而提前退休。

　　多年的司法工作与接访工作经验，让现年64岁的吴宗明在处理自己遇到的这起拆迁纠纷时变得很是“老到”。最初，他并没有行动，但对于其他拆迁户争取自身权益时的遭遇，他却一点一滴看在眼里。

　　让他觉得五味杂陈的首先是57岁的谭敬贤的遭遇，谭敬贤算得上是吴宗明的同僚，他在桂平市南木镇镇政府工作，曾任南木镇分管财贸工作的副镇长。

　　出于对拆迁补偿方案的不满，谭敬贤多次找拆迁安置指挥部与桂平市建设办反映问题，却不断被这两个部门互相“踢皮球”。

　　不愿再被推诿与搪塞敷衍的谭敬贤此后干脆沉默，不再找这些部门理论，直接用拒签回应。

　　为了攻克谭敬贤这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钉子户”，拆迁方动用了多个公权部门，首先是谭敬贤房屋所在的寻旺乡。

　　“在警告我再不签字就将强拆未果后，寻旺乡副乡长等一行人找到我的工作单位，企图用欺诈的手段迫使我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谭敬贤回忆，“他们说我儿子户口不在寻旺乡，而是在西山镇，当初是用欺骗的手段购买了目前这块宅基地，房屋的所有证件也是用欺骗手段拿到的，我反问他们是用了什么欺骗手段，他们又不肯说，这个谎言被我当场揭穿，我的户口在寻旺乡，我的儿子户口怎么会到西山镇？”

　　找谭敬贤“谈话”甚至训话的部门此后级别提高，桂平市纪委、人事局、组织部、信访办先后五次或单部门或联合找谭敬贤问话。

　　最初的谈话相对比较温和，在一次有纪委、监察局多部门领导参加的谈话中，双方谈判陷入僵局，谭敬贤顶了嘴，“领导，你今天找我来到底算什么？”

　　“纪委副书记僵了10分钟，说今天找你，一，你没有违纪，二，你没有违规，三，你更没有违法，我只是受领导指派来找你谈心的。”

　　纪委领导希望谭敬贤作为公务人员一定要带头配合国家重点工程，谭敬贤回应：“我非常拥护与支持国家重点工程，但是补偿安置一定要合理、程序要合法。”

　　纪委领导又对谭敬贤做工作，希望他要有为国家利益牺牲的精神，谭敬贤回应：“国家真正需要我牺牲个人利益的时候，我一定会牺牲个人利益，不需要组织动员，但现在涉及的显然不是一回事。”

　　多次谈话未果后，谈话变为训话，人事局有关领导告诫谭敬贤，如果不配合拆迁工作，下一步将研究处理他。组织部领导干脆下了最后通牒，限令谭敬贤三天内签订拆迁协议，否则将进行组织处理。

　　谭敬贤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我打听到，人事局此后曾经拟好了对我停职、停工、停薪的三停通知书，但最后盖章时，内部有分歧，有同志认为这样做缺乏依据，不合理，因此最终没有下发这个通知。”

　　谭敬贤表示，他并不反对组织部门找他谈话、沟通，但组织部门以如此强硬的方式介入拆迁纠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很反感，这是典型的以权代法。”

　　谭敬贤最终没有低头，而各级部门直至2009年1月7日，法院对谭敬贤家执行强拆前也没有再找他谈话。

　　因为是公务人员，谭敬贤始终没有上访，“但不代表我没有意见，我至今没有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我仍然主张我的合法权益”。

　　与谭敬贤有同样遭遇的公务人员还有好几名，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征地拆迁指挥部主任王家委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诉苦，拆迁工作难点在于公务人员，“一般的拆迁户都比较配合”。

　　王家委证实拆迁工作涉及包括吴宗明、谭敬贤在内的5名干部，其余3名分别在桂平市农业局、农机局工作。“都是通过组织部门或者单位领导工作做通了思想。”王家委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公务人员能能够最终明白事理主动配合拆迁，而谭敬贤、吴宗明就不能。

　　对此吴宗明苦笑，他提供了一份桂平市农业局办公室递交局领导，并有农业局陈姓领导批示的电话记录，全文如下：市府办督办股贵声超股长来电，根据领导交待，要求农业局邹贵才同志配合做好枢纽船闸搬迁工作，限其三天内(从2007年10月8日至10日)搬迁配合，否则，什么时候撤职不知道，后果自负，请速转知局领导。局办2007.10.8下午5时。”

　　“思想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吴宗明不解，“这样反而会激化矛盾。”

　　“钉子户”杨家飞对拆迁办“动员”拆迁的方式也是颇为不满，杨家飞拒绝在拆迁安置协议上签字，他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但他有一个在桂平市法院工作的二哥。“他们也试图给我二哥施加压力，拆迁办主任王家委找我二哥做工作，被我二哥回绝，二哥说，你们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补偿他，他再不答应，我那时才有义务去做我弟弟的工作。”

　　杨家飞对王家委公开场合说的一些话也很是不能接受，“在一次召开的不签户动员大会上，王家委公开说，你们找什么人都没有用，媒体我们可以摆平，法院你们去告，我读了18年的书，坐上了这个位子，谁能推了我这个位子？你们不签字要吃后悔药的，找谁也没有用。”

　　杨家飞觉得王家委的话很是刺耳，“他还说，在世界上不要和美国佬斗，在中国，不要和共产党斗，在单位不能和领导斗，在家里不要和老公斗，斗官穷，斗鬼绝(后)。”杨家飞对王家委说出这样与身份不符的话来很是吃惊，“我们不是在和谁斗，王家委也不能代表党，我们到现在都是支持国家重点工程的。我们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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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为何不肯上访

　　就这样，一直到2008年的4月，仍有80多户被拆迁户因为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满意而没有签字。4月底，拆迁办开始对“钉子户”们断水、断电、断路，吴宗明说，就跟照片上重庆“最牛钉子户”那座“孤岛”一样。

　　“三断”给被拆迁户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杨家飞说，“第二天我们就上访了。”

　　包括吴宗明在内的一部分“钉子户”在“三断”前就已经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因此提前或投奔亲友，或他处租地搭棚生活，吴宗明则住到了兄弟家。

　　“三断后，大部分未签户都被迫搬离，仍剩7户34人因为无处可去，坚守在老宅。”吴宗明说。这7户人家凄惨的生活令吴宗明至今难以忘却，“没有电，只好点蜡烛；没有水，只好从工地上的水坑里挑雨水烧饭、洗衣。”

　　35岁的李悦霞至今回想起那一段生活仍然止不住泪水，“盼下雨，因为这样就有水吃了，怕下雨，因为下雨可能就会出事。”

　　2008年7月28日，孤岛终于出了一件大事，被拆迁户吴奇云15岁的儿子吴森灵因为断水，只好到工地上的水塘洗澡，结果刚下水，就陷进淤泥，不幸溺亡。

　　“当天晚上，上百名干警拿着盾牌、警棍强行将孩子的遗体运走了，一直不肯让家长见面，也不同意赔偿，为此家属在此后一年多次上访。”吴宗明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协助参与了此事的处理。

　　他说，直至2009年9月，吴奇云因为难以承受中年丧子的悲痛而精神失常，相关单位才答应了十多万元的赔偿要求，并将孩子遗体火化。

　　7户人家一直坚守到2009年5月，拆迁安置指挥部终于给他们在另一处尚未开工的回迁点上搭建了临时居住棚，这才告别了苦不堪言的生活。

　　吴宗明说，由于“三断”以及后来出现的孩子溺亡事件，又有不少被拆迁户被迫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这样，迄今剩下包括他在内的34户“钉子户”。

　　当其他30多户被拆迁户持续不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多个部门上访时，吴宗明仍然没有加入这个上访队伍，尽管他也在搜集、整理材料，尽管也有上访户找他，希望他来带领大家上访。

　　吴宗明不上访的理由有四条，其一，他认为自己是从信访部门退休的老干部，熟悉信访条例，这样规模的上访不合适；其二，他的目的不是反对二线枢纽工程，他认为应该和相关部门坐下来好好商谈，不必要为了拆迁补偿安置而去大搞大乱，影响整个工程；其三，此前，其他被拆迁户的遭遇告诉他，上访没有用，相关部门对上访材料置若罔闻、为所欲为，上访在目前的体制下效果并不好。

　　“最重要的一点，多年的信访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上访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接访人员或者相关单位只会把我们视为麻烦制造者，这样对于问题的解决反倒有反作用。信访工作只是中转一下群众材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材料转交到相关单位，领导重视就能解决，领导不重视，你再怎样上访也没用。”

　　吴宗明说，他就这样回绝了邀他一同上访的被拆迁户，“上访多数情况下只会劳民伤财”。

　　杨家飞、李悦霞等人后来终于明白了吴宗明的这番话，从2008年5月到2008年7月中旬吴宗明最终加入到上访队伍期间，杨家飞等人一共到南宁上访四次，每次少则30多人，多则50多人，而到桂平市有关部门上访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没有结果，只有辛酸。”杨家飞记忆犹新，他们去自治区大人、政府、建设厅上访，前两次被桂平市信访办还有王家委等人“押”回桂平。

　　“我们从早上4点多到南宁，一直到下午5点多都没有吃饭，被王家委等人押回桂平的路上，他们出尔反尔不肯给我们吃喝，回到桂平后就把我们关在乡政府，接受调查，组织信访条例学习。”杨家飞回忆。

　　因为长时间没有吃喝，李悦霞最终昏倒在学习班上，杨家飞后来又去南宁上访两次，自治区有关部门收下上访材料后都是回应，让他回桂平好好协商，“我怕再次被抓回来上课，就赶紧自己坐车回来了。”

　　杨家飞体会到了吴宗明当初的告诫，持续的上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却心力交瘁，上访无用，不上访又求诉无门。“王家委对我很恼火，警告我要搞得我一无所有，在安置计划表里，现在也没有我以及我胞弟的安置计划。”

　　杨家飞诉苦，一方面拆迁补偿标准过低，另一方面又要征收每平方米195元的新房地基费，他到头来还要倒贴拆迁办35元每平方米。但是王家委指责他，“你一个农村人，要住上好房，不交钱就行？！”

　　“我并不要住好房，我本来住得好好的。是你要来征我的地、拆我的房，你还指责我？”杨家飞对王家委意见很大，他还指责拆迁办截留拆迁过渡费，加剧了拆迁户的生活困难，按要求，过渡费6个月发放一次，但迄今两年过去了，只发放了一次。

　　“这也是造成群众上访的原因之一。”吴宗明补充。

　　从钉子户到上访户

　　吴宗明没有上访，甚至不看好杨家飞等人的上访，那么他又在做什么呢？

　　尽管对于拆迁安置办公室不到24万元的补偿方案充满意外、失望与气愤，吴宗明在2008年7月最终走上上访路前都没有觉得他的问题有多难解决。“我最初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他们考虑到我家房屋的实际情况，将补偿标准从390元每平方米的二档调整至420元每平方米的一档。也就相差几万元，这个要求也合情合理，我以为不难解决。”吴宗明说。

　　他坦率承认，自己也确实考虑到此前在多个部门的领导工作经历，“拆迁办应该会照顾我的身份，尽量帮我解决。”

　　于是，他客气地找到了拆迁办主任王家委，按照吴宗明的说法，王家委与他谈不上什么私交，但关系也还算不错，工作常有联系，甚至他在职时还帮助过王家委。“我早年在检察院工作时，王家委还是一个大学生，实习找不到单位盖章，他就通过人找到我，我考虑到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盖实习的章无非是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因此就帮他盖了章。”

　　王家委毕业后到桂平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与后来先后调职至桂平市司法局、信访办工作的吴宗明也常有工作往来。“他看到我总是一脸微笑，口口声声老领导。”

　　在走进拆迁办前，吴宗明心里还是很笃定地认为王家委肯定会帮助他，结果，王家委听了他的问题后就回应：“老领导，政府定有标准，你的房子已经超过了5年，不能享受420元每平方米的一档。”

　　吴宗明心里一冷，“你不能按照这个标准一刀切啊，也得考虑房屋的实际情况。”

　　吴宗明的希望最终落空，王家委表示出他很为难，让吴宗明找建设办，结果，吴宗明与杨家飞、谭敬贤等人一样在建设办与拆迁办之间被来回推诿了多个回合。

　　“那我就拒签，做一个钉子户呗。”吴宗明说，一直拖到2008年年中，有拆迁户被拆迁办告至法庭，吴宗明去旁听，遇到了王家委，王家委说，“老领导，明天你过来，我跟你谈谈。”

　　第二天，吴宗明如约赶到拆迁办，王家委并不与他好好商谈，只是拿出一堆文件让他学习。

　　看了一晚上的文件，吴宗明又去了拆迁办，“王主任，我看了文件，怎么越看越糊涂呢，我看了自治区的补偿标准，又看了你们的，你们完全是对自治区的补偿标准折半处理啊。”

　　“我越想是越想不通，王主任，你们是依据什么标准给我定的补偿方案？这样吧，按照自治区相关文件中恢复原功能、原规模、原标准的原则，我不要钱了，你帮我在附近建一个原平方、原规模的房子好了，装修我也不要。”

　　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没能得到对方的同意。从此双方，谁也不找谁商谈了。2008年6月开始发生了三件事最终让吴宗明这位一直不看好上访效果的前信访办主任走上了信访的道路。

　　首先是2008年6月28日，受王家委的委托，桂平市信访办现任主任约吴宗明商谈拆迁补偿方案，谈了不到10分钟，吴宗明就接到了电话——家里的围墙被拆迁指挥部用推土机铲平了。

　　愤怒之余，吴宗明拍照取证，给王家委打电话，王的回答是：老领导，我不知道啊。

　　吴宗明觉得更为过分的事发生在三天后的7月1日，在市电力公司上班的大儿子吴显宇被单位领导电话通知不能再去上班，而是要到拆迁指挥部报到。电力公司领导说，这是王家委的意思，让吴显宇协助拆迁，但吴宗明电话打到王家委那里，王家委又说不知道此事。

　　吴显宇无奈之下去了拆迁指挥部，王家委让他学习相关文件，什么时候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去上班。

　　吴显宇在接下来的十多天内不得不每天去拆迁办报到、学习，直到吴宗明在桂平市纪委、监察局等多个部门投诉后，才得以回到电力公司上班。

　　“他们当初答应不会影响吴显宇的发展，但后来还是把他调到了桂平一个业绩很差的电站去了。”吴宗明对此不能接受，他辛酸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小儿子的前程也受到了影响。“小儿子在参加市政府行政中心招聘时希望我同意他不写父亲一栏，我说别说老子没有死，就是死了，你也应该写上，结果儿子最终落选。”

　　导致吴宗明最终加入上访队伍的是杨家飞、黄永辉等30多名上访户在2008年7月12日的一次上访经历。

　　那天，“钉子户”们得知交通部和自治区交通厅领导要来视察工程，便涌去了工程建设办。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领导明天去工地，让他们去工地等领导，还给了一个据说是交通厅领导的电话。第二天，一行人兴冲冲地在工地等了一上午，没见人影，再打电话，是空号。

　　这下吴宗明火了，“这不是欺骗老百姓嘛！”上访户们平素都称吴宗明“吴叔”，“吴叔，你懂得多，有经验，你就领着我们吧。”

　　三次上访经历

　　吴宗明决定去自治区交通厅问个究竟，他带了一名上访户上了去南宁的长途车，3个小时的长途车坐下来，让这位60多岁的老人疲惫不堪。

　　这是他的第一次正式上访，在交通厅，接访人员证实，厅里没有这样一位领导，电话号码也不是南宁地区的。

　　在交通厅，他们也有收获，交通厅给他们找来了该工程的业主——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人。从负责人这里，他们了解到：根据西江航运公司与桂平市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书，西江航运公司给了桂平市政府1亿元的拆迁安置款，该工程的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桂平市政府负责。

　　“但是政府并没有把钱都用在这上面，我们估算只是花了5000多万，其他的安置款哪儿去了？”吴宗明不解。

　　随后，他们去了自治区纪委、区检察院还有区高级法院，把反映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

　　这些材料都是吴宗明自己草拟的，但是接访人员要么收下材料，表示会转交有关领导、部门，要么干脆连材料都不肯接受。

　　“在其中一个部门，接访人员不肯接受材料，让我们回桂平找地方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处理，我一想这不是白来一趟嘛。”

　　吴宗明报出了该单位一名老领导的名字，“你知道吗，他管我叫叔！”接访人员这才收下了材料。

　　“我知道上访没用，最后还是推到下面解决，劳民伤财，接访单位只是应付一下我们而已。”但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这么多单位，总能碰上个把领导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事吧。”

　　但现实让吴宗明又一次失望了。几天后，桂平市组织政府领导大接访，吴宗明又走进了桂平市信访办接待室。

　　这是一个他熟悉的地方，还有很多他的老部下，曾经，他在这里接待过无数排着队上访的人员。

　　信访办除了门前原先竖着的大牌子变为了如今门框上访的一块小牌子“信访办公室”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来到熟悉的地方，吴宗明心情很复杂，说不出的滋味，“我没有想到我有朝一日会以上访户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

　　看到老领导也来上访，信访办的老部下也很意外，他们忙着为老吴倒茶，安排他尽快登记、排队。

　　接访老吴的是桂平市的一名市委常委，“老领导，你也来上访？”吴宗明屁股还没坐稳，对方的话就让他吃了一惊，“你认识我？”

　　原来这名领导早在吴宗明在职时曾担任桂平市某乡镇的领导，吴宗明常去乡镇检查工作，因此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我一听他这些介绍，就觉得有希望了。”吴宗明将问题一一作了陈述。“但是他劝我，老领导，现在国家需要你为了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吴宗明的回答与谭敬贤当初的回答差不多：“现在并不是国家让我们牺牲的，我只是在争取我的合法权益，不要混为一谈。”

　　这次接访持续了20多分钟，吴宗明感觉已经算是蛮长了，至少对方耐心听了他的意见，这名市委常委最后回复：我们回去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到了现在，老吴要反映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房屋反倒被强拆了。

　　吴宗明第三次上访是到在广州的国家土地监督广州局，他又精心准备了一份上访材料，可是千里迢迢赶到广州，刚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被接访人员打住了，让他回当地，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或者诉诸法律程序。

　　“又白跑一趟。”吴宗明忍不住骂娘，“我明知道上访与接访双方都像在走过场，但是我不去上访又不行，你不去上访，相关部门又说你没有反映问题，去了又不给你解决。”

　　身心疲惫，一次比一次失望！这是老吴三次上访的感受，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此前他接待过的那些上访户们的不易。

　　这名老信访办主任三次上访受挫后就不再对上访抱有任何希望，他决定不再上访折腾自己，尽管杨家飞们仍然坚持不懈每周到桂平市信访办“报到”。

　　但是吴宗明并没有放弃，他的倔劲儿上来了，他和杨家飞们往北京、南宁各级部门一份份寄材料，根据不同的诉请对象拟不同版本的材料，但大多杳无音信，材料转回桂平，也无果而终。

　　2009年1月7日，对吴宗明、谭敬贤等“钉子户”的强拆开始了。这是一个在吴宗明、谭敬贤看来梦魇般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幕。原本通知在上午9点开始的强拆，实际从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就开始了，上百名干警将拆迁现场戒严，推土机随后开进。

　　谭敬贤没有去现场，因为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了，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抵抗。吴宗明也没有去现场，他去找车来拉尚未运出的家什。还在半途，吴宗明就接到了电话，老伴被强拆人员从屋内强行拉出，推土机瞬间铲平了那栋老吴辛苦了大半辈子建起来的四层楼房。

　　老伴吓得大哭，吴宗明的心也死了。其实他们的遭遇比起另一户被拆迁户黄永辉已经算是幸运了。在2月，第二批强拆中，黄永辉夫妇被从被窝中揪起来，强行拉出，既是住房又作为厂房的宅子被铲平。黄永辉想反抗，被人一砖打在脑袋上，血流不止，缝合8针。

　　截至2009年4月，34户“钉子户”被逐一拔掉，如今他们的老宅上已是机器轰鸣，尘土飞扬。

　　黄永辉、杨家飞的上访仍在继续，对上访死了心的吴宗明开始寻求新的求诉渠道。

　　“报道也许比上访更有效，我向媒体求助！”吴宗明一声呐喊。

老鱼

吴宗明：我对信访工作的再认识

　　信访办主要的任务还是接待来访，转达上访材料，没有处理权，具体问题解决还得靠相关部门。我们时常开玩笑，说我们信访办只是一个摆设，是看门口的值班员，但是老百姓对信访部门有着很高的期待，因为其他部门他可能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让他坐下来反映一下问题，甚至还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首席记者/杨 江

　　从桂平市区出发不过五六分钟的车程就到了位于南梧二级公路一侧的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工地以及第一回迁安置点。这两个地方现在都是机器轰鸣，热火朝天。吴宗明感慨地说，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原本不应该引发老百姓这么大的怨气，“很多矛盾，如果拆迁安置工作多考虑到一点老百姓的利益，工作的方式多照顾到一点老百姓的感受，完全可以避免。”

　　去年痛失爱子的被拆迁户吴奇云神志现在依然有些恍惚，他抓住记者的胳膊不断诉苦，“如果不是拆迁办断水、断电、断路，我儿子不会没了。”吴奇云等人的临时居住棚在偌大的第二回迁安置点上显得很孤小，虽然12月的广西感受不到北方那般的寒冷，但入夜，风从四面的缝隙穿进棚内，多少还是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期望有关部门能够真正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一听我们的心声，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难处，但面对强势的公权力，我们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吴宗明说。

　　这位64岁的前桂平市信访办主任身高不足1.60米，说起话来嗓门却是很大，他喜欢穿着牛仔裤，将一头白发染得乌黑。

　　第二回迁安置点眼下尚未开工，站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他一手插在牛仔裤后袋里，谈起了他对信访工作的再认识。

　　信访工作的尴尬

　　《新民周刊》：当兵18年，退伍后在桂平市检察院工作了11年，后又在桂平市司法局担任了7年副局长，1999年开始担任了3年桂平市信访办主任，有着这样的履历，我们很想听听你对于信访工作的认识。

　　吴宗明：我在任时平均每天要接访3至5件，当然，书信来访更多。我当时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是，一定要依法接访，因此我提出了三条做法——一，对重大群众上访事件，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并提出我们的建议，协助领导解决问题；二，对上访过程中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指明上访户如何通过法律程序寻求解决，必要时可以帮助介绍律师；三，有的案件，我们认为还处在苗头状态，完全可以消除的，要积极调查，专门书面汇报提出我们的处理建议，尽量将问题在苗头状态就掐了。

　　在任3年，我也解决了一些重大的上访事件，比如糖厂拖欠8个乡镇蔗农款项的问题，我以市政协委员的身份递交了议案，提出了处理建议，很快平息了事件。

　　当然，3年信访工作也让我切实体会到了信访工作的尴尬，首先，明明很多上访户是很有道理的，有些问题明明很好解决，一句话的事情，但就是拖了很久导致人家不断上访，尤其是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案件。

　　信访办主要的任务还是接待来访，转达上访材料，没有处理权，具体问题解决还得靠相关部门。我们时常开玩笑，说我们信访办只是一个摆设，是看门口的值班员，但是老百姓对信访部门有着很高的期待，因为其他部门他可能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让他坐下来反映一下问题，甚至还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平心而论，我很同情一些上访户，很期望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处理权。

　　尴尬之处还在于，因为我们没有处理权，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很多时候确实也存在应付上访户的情况。

　　有时候我们也会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让我们去自治区首府南宁，甚至去北京接回上访人员，这时候接访就变为了截访，既然无法解决上访问题，那就要避免上访户向上上访。

　　《新民周刊》：你认为导致上访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是什么？

　　吴宗明：根本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在矛盾产生前的决策尤其是矛盾出现后的处理方法有问题，并不能够很好地做到细致工作，认真解决，从而导致上访户逆反心理越来越大。“小访没作用，大访有起色。”这是目前存在的社会上访心理，也因此最近几年大规模的上访问题凸显。

　　很多矛盾完全可以很好解决，就因为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问题，导致矛盾激化，继而上访，而信访工作又走进了误区。一些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重心不是去研究如何解决上访问题，而是去研究如何让对方上访不去。

　　这样的思路下，信访工作采取了一些“压”的方式，这是不妥当的，“压”或者敷衍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上访。

　　信访工作人员以及一些部门将上访人员视为麻烦制造者，精力花在截访上，甚至“人盯人”，最终导致双方都筋疲力尽，为什么不试着去努力化解矛盾呢？

　　上访人员至少八成以上有理

　　《新民周刊》：信访案件以哪几类为主？

　　吴宗明：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近年来大幅上升，成为信访案件中的主要矛盾。我认为原因在于，目前普遍采用了政府承包征地拆迁的做法。当然，政府拥有征地拆迁的权力，但是一些本应由开发商与被拆迁户之间去谈判的征地拆迁工程，本应处于公正监督位置的政府部门却强行介入，通过权力压制，动不动就调动公检法的力量，强行推动征地拆迁工作，导致群众无力与公权力谈判，从而激化矛盾。

　　以桂平市为例，我所掌握的因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部门与民夺利，动辄启用数百人的公检法力量强行推动征地拆迁，每一次都因此引发群众与拆迁队伍的对抗，甚至出现流血冲突。以最近发生在凤凰新区的拆迁事件为例，政府部门先是以行政新区的名义征用了老百姓的土地，但后来被征地上却出现了开发商的售楼部，老百姓觉得被欺骗了，当初你用两三万元一亩的价格骗走了老百姓的基本农田，现在又高价卖给开发商。流血冲突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导致群众不断上访，然而为了应对不满拆迁工作的群众，街道上甚至挂上了“从重、从快打击破坏凤凰新区建设的犯罪分子”的横幅，我看得目瞪口呆，面对重大刑事犯罪时才会出现的标语，政府部门怎么能轻率地用到被拆迁户身上？

　　在桂平市宁江村，一座垃圾厂需要征地，因为事先没有与老百姓解释清楚，导致征地拆迁工作受阻，11月下旬，桂平市公安部门连夜出动警力，将整个村子围起来“打黑”，破窗而入，抓走了十多个村民，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刚出院的病人，为此，一村的人居住到了山上，不敢再回家过夜。

　　这些引发大规模上访事件的拆迁纠纷共同之处有两点，一就是政府部门介入了征地拆迁的谈判过程，第二，谈不拢产生矛盾时，滥用公检法力量。

　　《新民周刊》：拆迁案件在上访案件中占据几成？你认为属于有理上访的比例是多少？

　　吴宗明：征地拆迁案件至少占据上访案件的60%，剩下较多的就是下岗问题，我的经验，至少八成以上的上访户反映的问题是属实合理的，上访问题未必都是疑难问题，很多都是小问题，甚至只是为了争一个理，争一口气，但为何导致一访就是十几年，值得反思。

　　《新民周刊》：有“专家”说上访人员中很多都患有精神疾病，你认同吗？

　　吴宗明：这是什么所谓的专家？！上访人员中精神不正常的有没有？有！但绝对是极少数，而且，即便有精神问题，也多是因为上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引发的精神问题。我现在就有深刻的体会，因为压抑太久，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人就容易钻牛角尖，我老婆自从强拆受到惊吓后，神情也是恍恍惚惚的，苍老了很多。

　　《新民周刊》：你当初担任信访办主任时对上访户能有这样的理解吗？

　　吴宗明：我内心是非常同情他们的，只是很多时候我无能为力。

　　《新民周刊》：通过上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的占据几成？

　　吴宗明：至少，第一时间得到解决的极少。即便通过上访最终解决，也要等待很久。

　　《新民周刊》：变身为上访户，并切身体会了上访不易后，你对信访工作有怎样的再认识与建议？

　　吴宗明：信访部门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尽管有人说这个部门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我认为它能正面第一时间了解到群众的意见。

　　信访追责制度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导致反复上访的责任不在信访部门，而在于相关单位处理问题的态度与方式。因此，我认为信访工作要真正奏效，就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接访人员真正担起职责，第二，相关部门认真重视并解决上访问题。

　　如果做到这两点，未必需要给信访部门解决具体问题的处理权。?荨

　　拆迁办主任“雷语”

　　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解决有法定途径，他作为一个信访局的老领导为何还这般，我不好评价。他也知道信访不是解决问题的，只是转交一下文件，为什么还要坚持上访呢？

　　首席记者/杨 江

　　12月16日下午，《新民周刊》记者来到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就吴宗明上访以及上访户们集中反映的问题进行采访，于是与拆迁办主任王家委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王家委：二线船闸工程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工程，是两广交通的水路要道，计划2010年11月完工，因为前期拆迁受阻已经滞后了一年，拆迁征地工作到2009年3月才完成，因此时间非常紧迫。征地拆迁安置的相关方案、补偿标准都是遵循了自治区的相关规定，由桂平市建设局、物价局、国土局等部门联合考虑综合因素确定的，并最终上报了贵港市政府以及自治区交通厅。考虑到2007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有所提高，我们又及时调整了补偿标准，在原来基础上，按时拆迁的被拆迁户拆迁补偿将提高10%。

　　现在200多户被拆迁户中只有30多户上访，如果大规模的上访，那说明我们工作存在问题，你现在也看到了，通过协商，大部分人是积极配合的。至于吴宗明们反映的两块安置地的问题，我要说明的是，当初规划时以为一个点无法满足生活安置，因此就设计了两块生活安置区，这只是一个草案，贴出去只是为了征询意见。后来我们发现实际上一块安置点就能完成生活安置，便将另一处作为了生产安置区，用于被征地农民发展第三产业。这个方案才是最终确定并上报通过的方案。

　　《新民周刊》：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对具体条文的理解以及补偿标准的意见存在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出现分歧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比如谭敬贤，他对动用组织部门的力量强迫他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很不满意。

　　王家委：组织部、纪委、人事局找他谈话确实存在，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公务人员难道不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吗？拆迁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我们拆迁办解决不了，上报组织，组织认为有必要找他谈谈心，不可以吗？拆迁工作涉及5个干部，农业局1个，农机局2个，都通过组织部门或者单位领导思想工作做通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配合呢？

　　组织部门确实找谭敬贤谈过话，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对他进行处理，没有扣一分工资，没有调动他的工作。他不签字，最终我们还是只能通过法律程序申请进行了强拆。其实，拆迁工作前100名签约的都是老百姓，最难还在干部，他们自以为是干部，要特殊照顾，但是往往超出法律规定，我们无法满足，再者，干部对政策理解，往往不全面，只看对他有利的。

　　《新民周刊》：那么，让吴宗明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儿子吴显宇到你这里来报到学习呢？你认为妥当吗？

　　王家委：他不了解政策，电力公司觉得有必要让他来学习，我们也没有意见，但那是正常的上班，没有扣他的薪酬，每天只是在我这里看看文件，看看报纸，比我们还要舒服。

　　《新民周刊》：吴显宇后来被调动了工作，据说去了一个业绩很差的电站。

　　王家委：我不清楚。

　　《新民周刊》：难道就不能尝试心平气和地与吴宗明坐下来好好谈谈？

　　王家委：我们面对面都谈过几次，无法沟通，还能怎么办？我们也找不到比这个方法更能有效的方法了。在全国范围，我也没有见过更高明的方式。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吴宗明上访？

　　王家委：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解决有法定途径，他作为一个信访局的老领导为何还这般，我不好评价。作为一个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工作过的老干部不信国家的法律，我们能怎么办？他也知道信访不是解决问题的，只是转交一下文件，为什么还要坚持上访呢？

　　《新民周刊》：断水：断电、断路时为什么不提前安排好被拆迁户的生活，最终导致小孩溺亡的事故？

　　王家委：我们提前下发了通知，并且安排了枢纽公司的宿舍并选了5座民宅给被拆迁户们居住，比现在的临时居住棚条件还要好，但是他们不去，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原信访办主任上访为何也无效？

　　目前信访制度确实不太可靠。它的本质缺陷如功能错位、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如信访部门责重权轻、问题解决过程中人治色彩浓厚，如程序缺失、终结机制不完善等，使其在问题解决上缺乏规范性和可预期性。

　　撰稿/于建嵘

　　吴宗明上访这件事首先反映出，身处体制内并不是抵御公权力侵犯的天然“保护伞”。在巨大的征地拆迁利益面前，现官员早已顾不上体恤前同僚。吴宗明“绝没想到”会去上访，绝不是因为在制度上杜绝了不公平的征地补偿存在的可能性，而只是这个前官员犯下了过于自信的错误。

　　但其去上访，是不是一定就“可笑”？从道理上说，吴宗明在原信访办主任这一头衔之外，还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他上访，也是公民在根据信访这一国家正式制度行使申诉、控告、检举等宪法权利，本不应该有值得特别关注之处。打个比方，法院的法官提起诉讼来解决自己的经济纠纷或者家庭纠纷，只要遵守管辖和回避规定，就没人会觉得可笑。信访官员上访为何就被认为是个“讽刺”？在我看来，在于人们评论此事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信访虽然不能说完全无用，起码是低效率的。而这可以由信访总量年年上升并向中央集中得到部分印证。

　　正是信访的“无用”，才让这个“小概率事件”式的巧合，变成了一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式的喜感：原来高高在上，代表公权力对上访民众敷衍塞责，将民众诉求转来转去的信访官员(这并非指责吴个人工作不力，也不是看不到他曾有信访调解成功案例，而说的只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工作常态)，现在也同样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要到处去寻找能给自己“做主”的人。这确实有股子讽刺意味。

　　而作为前信访办主任，对信访潜规则最明白的人之一，却仍然选择上访，并且至今无果，要“更多地求助媒体”，更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可笑。在得不到“法”外施恩的人为关照后，前官员们才发现，他们在权益被侵犯时并没有高于“农民”、“弱势群体”的维权途径。如果选择起诉，因为地方上司法的人、财、权受制于地方党政，要告政府，法院的公正性难以让人信任。反之，上访“万一”得到上级领导重视，就会较快带来满意的结果。吴宗明不可能是一个傻子，他的行为肯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去上访只是因为(如他所说)“已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惜变成上访者后，他得到的也只是推诿和塞责。这位上访无果的原信访办主任，大约就是现行信访制度的最佳代言人了！

　　然而，话说到底，信访办主任上访“可笑”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权益是否确实受到侵害，他是否能找到制度性的维权途径。但目前信访制度确实不太可靠。它的本质缺陷如功能错位、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如信访部门责重权轻、问题解决过程中人治色彩浓厚，如程序缺失、终结机制不完善等，使其在问题解决上缺乏规范性和可预期性。而司法也因不独立而致公正性受质疑。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而受损害的不仅是弱势群体，也会包括中产阶级、体制内人员、甚至前官员和官员。

　　个人很难对抗公权力的侵犯，但每个人都可以为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而身体力行地做一点事。对吴宗明来说，似乎可以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其公布1亿元拆迁安置款的使用明细做起。(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飞车

老鱼，精简下吧 [M10]

I677

难啊。

高参

可笑！！可悲！！！可叹！！！！
可怒！！
政府自己有利的就不用按程序来？？？

星云

阳光工程就这样黑暗

星云

看看BRT不是没有经过人大 不是还是建成了?

老鱼

引用作者 飞车 于 2010-1-6发表的原文
老鱼，精简下吧 [M10]

俺没那个水平啊， 所以把字体放大了 就是为了方便各位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