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戈散文：房子如同衣裳

鸣戈

鸣戈散文：房子如同衣裳




在我看来，房子就如同一个家庭的衣裳，住得好一些、得体一些，也就正如同穿得好一些、得体一些的道理一样，走在大街上，步态也矫健，目光也明亮。如果说,以前许多人的重要生活内容,是围着衣食展开；那么，如今，许多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在围绕着房子展开。人的思想，需要健康的大脑承载；而人的身体，需要不错的房子安放。

婚后，我闹过两次重大的房荒，一次是1986年，我有了儿子，有了儿子便有了保姆，保姆是一位来自宁乡乡下的老太太，不异怪，不见外，把我们当儿孙待。于是，一只三门立柜，一道布帘，把一个20来平米的单间从中拉开明暗两个生存空间，四口之家，就窝居在了湖南省京剧团的那个筒子楼里，至于锅碗瓢盆交响曲，那就只能在走廊内演奏了。

这次房荒是短暂的，儿子长到几个月后，我调到了湖南省歌舞团做编剧，高低也算是引进的一个人才吧，房子很快解决了，二房一厅还外带了一个小院落，我把阳台一封做成了小书房，在那里坐井观天，天高云淡地写诗写词，那个时期我发表在报刊上的豆腐块，很多落款都会标明：X年X月X日于观天亭。

1992年，我又闹起了房荒，因为这一次，我又挪了个窝，只是这次挪得更远一些，从长沙挪到了广州。

广州广厦何止万千，却陡然没有了我的片瓦寸土，这就已经不是什么穿戴得好点差点的问题了。我是一个人先来广州几个月打前站的，那年月，我还是赚了一些稿费保底气的，所以一来就包了广东省国土局招待所的一个单间，记得入住那夜，我一掀凉席，竟有一只瘌蛤蟆欲与我同寝。

瘌蛤蟆广东人称之为金钱豹，是个吉物。这预示着我毅然南下的决策就是正确的吗。

几个月下来，我无拘无束，呼朋唤友把那点稿酬挥霍一空的时候，全家入户广州的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妻儿一来，总得有个家，便购置了一些折叠家具，去杨箕村觅了一间农民屋，过起了折叠的日子。

广州怪，农民住在城里，城里人住在农村，这当然是广州改革开放快速膨胀的一个剪影。

只是，广州的房价也快速膨胀起来，我记得我刚来时，工资大概是五六百，但是光租房一项就花去我380大元，而仅仅只是回长沙过了一个年，回来的租金就涨到了480！一气之下，我卷起铺盖，折起家具，迁到了更农村一些的冼村。我想，冼村如果再涨价，我就真的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展开游击战：从农村包围城市了！

一个家，没有房子，正如一个人，没有面子，一个没有面子的人，还穿什么西装，打什么领带，恰恰那就是一个时兴穿西装打领带的时代，我也的确曾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骑着单车，时不时进入四星级五星级参加新闻发布会，我想，那时候，折叠的就不仅是家具了，同时一定还有人的形象和心态。

一个人，不能折叠，又何以能有更大的舒展呢，回想起来，我这半辈子，其实都在折叠中过来的——从演员，到做布景的舞美工人、到编剧、到记者、到编辑、到主编······然而，我的性格，却是从来没有折叠过，而且似乎越来越不能折叠，这样看来，我几乎肯定是不可能有什么更大的舒展了。

说回房子。一天，回到办公室，桌上竟压着一张表格——《职工住房申请表》。

表格带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化都会很多，如大学志愿表、结婚登记表、职称评定表之类，就我而言，眼下的这张表格，似乎来得更为弥足珍贵，哪怕这眼下还只是一只画饼，但仍给了饥饿中的我一种希望。动物的生存，都离不开一个窝，何况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天当被地当床，那是一种革命的浪漫精神，其实质，也还是要用这种精神，去改变现实，去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后来，正如同最广大的同胞一样，面包终于还是有了。穿新衣的感受不错；穿新衣，想旧事，时过境迁的感觉，同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