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与洪流

鸣戈

风流与洪流
  观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剧《三家巷》之断想·曾鸣·文/王小京·摄

    21世纪10年代。某日下午。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编室：四位中年人在讨论20世纪20年代，一个发生在四位青年人之间的故事。
    故事的发生地：广州。西关。三家巷。
    四位中年人：杜鸣、刘晶、闫兵、曾鸣，前三位，是大型民族舞剧《三家巷》的艺术总监、艺术统筹和总编导。
    四位青年人：周炳、区桃、陈文婷、何守仁，是舞剧《三家巷》的剧中人。
    《三家巷》是欧阳山先生总题为《一代风流》五卷本长篇小说的首卷，早已成为岭南风情的经典读本；民族舞剧《三家巷》，是历经二年打磨而成的华彩乐章，是以提纯的“音舞诗画”的语汇，对那段大革命背景下的社会裂变，作出的最新解读。
    当我在剧场里，被那一幕幕最初的、风云际会式的革命洪流涤荡之后，在21世纪的车流中，我真的带走了许多阅读的愉悦、感动和断想——

                 舞剧因情感而绚丽



     画幕升起，叮叮当当···一阵单调枯燥的打铁声滑过后，一幅戴望舒诗意的“雨巷”图向我们展开：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那个打铁的青年，是男主角：周炳，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般的姑娘，是女主角：区桃。舞剧《三家巷》的编导们，就是以这样一幅岭南意境，引领我们走进了上个世纪的多事之秋。
    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国旧的统治势力处于衰落与挣扎之中，进步的、能够整合社会的力量正在萌芽和壮大，革命的曙色，渐渐照亮了许多身世不同、却都同样有一腔追求“自由与进步”愿景的青年人，当时，从曙光中觉醒的青年一代，视革命为最大的时尚：视挑战旧体制为己任、视抗争旧观念为风流，因此，他们的青春，依然是那么美丽、动人。
    周炳与区桃，以及“三家巷”里的青年人，为追求理想中的爱情而纠结着、而饱受磨难、而奋起抗争、而携手战斗，最终投身在“金斧银镰”的大旗下，彼时的他们，正是以爱的名义、以民族自强的名义、以自由平等的名义···向一个觉醒的时代，向后来人，展示出了革命人永不褪色的青春。
    而此时的我们，难道不应当自觉承担起责任和义务，以舞剧的名义、以新时代的名义、以红色的激情，去解读那些浸染着信念血色的过去与未来吗······
    面对那些美丽、动人的青春，舞剧，可能是最佳的艺术呈现方式，于是，舞剧《三家巷》主创人员和它的各级决策者们，都表现出了无比的果断与热情；于是，我们欣慰地看到了，在舞剧这种经典的艺术体裁里，又植入了一个以情动人、绚丽多彩的读本。
    正如同舞剧并不以“讲故事”为己任，我也希望跳出“故事”写剧评。
    在我看来，舞剧的情结大于内容；舞剧的结构大于故事。舞剧题材高度的“排它性”，是舞剧的艺术属性所决定的，因此，这也就成为常使舞剧编剧陷入“有苦难言”的一块心病。所以，我至今尚不敢判断的是，舞剧剧本，究竟是一种文学“创作”还是“创意”呢，舞剧创作究竟应归属到“戏剧文学”抑或“音乐文学”范畴里去呢······
    如果说，戏剧是叙事性文体，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舞剧则是表意抒情的。由此我以为，如何将一个足以推动舞剧进程的故事，提得纯而又纯，也就是一个如何为一部舞剧，成功设计一个广阔的抒情时空的过程，给故事做减法，难；给情感做加法，更难。所以，舞剧剧本的价值，就在于能给予编导们一个能够以多种可能性实现的“可舞性”的情感蓝本，所以，舞剧题材的选择，就显得那么地有限而又重要。
    作为文学名著的《三家巷》，已经被电影、电视、粤剧、连环画等等艺术门类成功改编过，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来做舞剧，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推出，在内容定位上，无疑是很有“政治的高度”的，其次，选择一个被其它“擅长讲故事”的艺术门类多次讲过的故事，这多少可以缓解一些让舞剧“讲故事”的压力，这也无形中给舞剧《三家巷》夺目亮相，奠定了“事半功倍”的根基。
    在此基础上，该剧编剧、著名军旅作家唐栋，更是有效地为二度创作者们作出了一番独到的精选。他在每一幕中廖廖几行的情境规定和人物内心描述，给表、导演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和心理依据，充分体现出一位舞剧编剧高度的专业判断力与才情，读这样的剧本，真是让我深刻领悟到什么叫作：看事容易做事难。
    在“复杂的爱情纠纷，萌动的自由向往，火热的革命激情”全景中，以一枚爱情信物的“发卡”、一张以子抵债的“契约”、一纸情不由衷的“婚书”、串连起丝丝缕缕、波澜壮阔的情感进程，最终化作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惊起了满天飞扬的传单···舞剧《三家巷》为我们展开的，就是这样一幅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浓墨重彩的民俗画和磅礴史诗。
    我想，这就是舞剧，这就是结构的力量、情结的力量。
    由此，我可以展开思考的是：舞剧，可以非故事，但拒绝非情节；可以非共性，但拒绝非个性；可以非传统，但拒绝非超越；可以非再现，但拒绝非表现；可以非理性，但拒绝非理想。我坚信，真正的好诗，就在诗行之间，真正的好画，就在空白之处，真正的好字，就在力透纸背，而真正的好舞剧，就在“故事”之外，在情感之中！
    如果舞剧《三家巷》能像它的那句难忘的主旋律一样，最终能够给我一个更加鲜明的“戏剧动作”，我想，我将会获得更多的审美快乐和更广的想象空间，因为，观舞剧或听音乐，在绚丽、丰厚的情感包裹下，我们都会希望去只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
                舞团因风格而凝聚


    一个没有风格的舞团，是松散的；而一部没有风格的舞剧，那一定是昙花一现的。
    对于一个舞团，风格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经长久积淀，由团队中优秀的个人、成功的作品、地域的特性等等凝结而成的企业文化。
    战士歌舞团的舞蹈团队，是有风格的，也是珍惜风格的，更是以风格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战士歌舞团的风格，多年以来，让我感受到的，就是“水的风格”：它凝聚了珠江之花韵、湘水之悠远、漓江之清纯、海洋之气息。一个部队院团，能够久远地自觉承载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不息前行，这不仅是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代一代艺术家们的明智之举。
    那个下午，在他们的创编室里，我坐在用原木搭成的巨大工作台边，一幅一幅浏览着挂在墙上的《三家巷》设计图，一遍一遍听着闫兵导演阐述着《三家巷》的创作初衷与过程，老广州的风雨骑楼、春光下的花市、东山的少爷西关的女······渐次在下午的茶香中显影着，这是一个小环境，却是一种大情怀。
舞剧《三家巷》的演出过程，就是在这样的“大情怀”中展开并延续着的······
    舞剧的大与小，其实不在其演出规模、投入力度、和时间长短，而在于其内容的“含情量”、在于其付诸于艺术形式之上的“想象力”，从这个角度看，舞剧《三家巷》在整个演绎过程中，是能够释放出“戏里戏外”丰富的信息量的，这便具备了作为一部富有成长性的“大戏”的特质与前提。
    延续我前面的思路，舞剧《三家巷》正因为在很大程度解决了“讲故事”的压力，所以，他们就能够有相对足够的时间，来做舞剧擅长做的事情：“不断积蓄着情感的力量、从容营造着情绪的铺垫，有序地组织着观众的审美互动与内心视觉，向着全剧的制高点冲击”。   在此之余，他们甚至还可以腾出足够的时间，在剧中打造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双人舞段，那是男女主人翁围绕着西关独特的“栅栏门”展开的爱的缠绵与向往······这个舞段，还有后面几个行运流水、似乎融入了中国太极理念的舞段，在我看来，是很有可能成为像《白毛女》中的“大春送面”、《娘子军》中的“常青指路”、战士杂技团的“肩上芭蕾”那样的，经典的岭南风情舞段的。
    而从全局观照，他们似乎把整部舞剧的画面，早已刊入进了一个个虚拟的镜框之内，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不动声色地，在观众面前移动着那一幅幅画面，他们只是在移动那些画面的时候，不经意的给予镜面的某个情结点以轻轻一击，于是，我们看到了剧情的涟漪、看到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已经从那个点上，开始了悄悄地裂变，而当这些清晰的裂纹，潮水一般荡漾开来时，我们的内心深处，却赫然树起了一块厚重的丰碑，那是一块无字的、但有着大理石花纹的、清晰记载着我们思想痕迹的、历史与艺术的丰碑。
    然而，编导即使有营造上述这种幻境的意识和能力，但如果没有一台能自如生活这个幻境中的演员，那么，再好的画面也将是生硬和拼凑的，
    战士歌舞团的确有一台一流的演员，他们的表演能力和技术功底都很强，看得出，他们的心思都用在了事业上，他们那种源自内心的职业成就感、身份荣誉感，是部队院团所特有的，在观剧过程中，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这种特有的青春气息，同样也深深感染着我。
    战士歌舞团年轻的编导团队，更是一个充满“青春无敌”般激情与创新精神的组合，据说他们其中有几个，都是以现代舞舞者的身份获得过国、内外顶级比赛的金奖，难怪在《三家巷》中许多的舞段和情境渲染中，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青年才俊们不俗的综合素质、整体的舞蹈思维、颠覆性的舞蹈语汇，和饶有兴致的探索精神。
    而能够有力凝聚起这样一个团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将这部文学名著推向时代的新高，除了军人的执行力，良好的创作环境与艺术风格，当缺一不可。
    作为团长，杜鸣对我说：一个舞团，如果当硬件不足以显示它的绝对优势时，唯有理想和风格，是不可取代的。
    作为总编导，闫兵对我说：为了保证整台戏的风格的和谐、情绪的流畅，在舞剧程式的把握上，我们绝不“惟舞”而舞；在内容和主题演绎时，我们也不做“拔苗助长”之事。
    对此，我极以为然，风格是生产力，更是生命力，风格是水到渠成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审美观、思维定势和文化符号。而和谐，则是检验“风格”的唯一标准。
    舞剧也是“一棵菜的艺术”（戏曲行话），它必须那么自然、清新、和谐地生长在舞台上，生长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了解到，为了“这棵菜”的茁壮成长，他们付出了太多劳动的汗水和心血，现在，经过无数次精心修剪的“这棵菜”，已经出落成水灵灵、亮晶晶、秀色可餐了。
    虽然，舞剧《三家巷》，是战士歌舞团的，但更是舞剧艺术的，是我们的。一部舞剧，能被这样一个团体创作排演，是幸运的；而一个舞团，能够成功推出这样一部符合舞剧艺术文本、顺应舞蹈艺术规律的舞剧，其艺术的生命力，则一定会是生生不息的。
                  观剧因全息而给力

    《三家巷》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全息影像”构成的舞剧。
    它的音乐，虽然同样是出自几位作曲家之手，但在整个乐章进行中，我几乎找不到拼接的缝隙，最是那个一听动情，再听销魂的主旋律，就像天边的第一抹晨曦，亮丽而质感。
    如果说，文学是舞剧的“明灯”；那么音乐就是舞者的“灵魂”；舞剧的音乐，还如同足球场上的黑衣裁判，虽无处不在，又不可风头太劲。这部舞剧的音乐，从浓郁的岭南气息带入，到昂扬的歌咏式展开，再到如泣如诉的缕缕余音，可以说，这差不多就是一部立意鲜明、结构完整的交响诗了，令我小有遗憾的是，出现在《尾声》的那首的歌，也是全剧唯一的插曲，如单独演唱，词曲是很有意境和张力的，但放在舞剧的框架下，在风格上，似有些许的游离。
    舞剧《三家巷》，有着一台“很话剧”的舞美设计，但它的设计，虽然是充实、厚重、油画般具象的，但它的呈现，却是空灵、飘移、变型而符号化的，也就是说，整个舞美，形成了二个对比鲜明、却相互支撑着的图像系统，即：作为静态的环境再现，和作为动态的舞台表情。这是一种很有魄力的构想，当我们叹服于那古榕树坚定强大的生机与力量之余，又被那一组组同样厚重而具象，实则为虚拟而移动的封建“陈氏家训”墙，冲击得惊魂难定，试想一下，当一栋栋巨大而变型的洋楼，以其笨重的运动，加入到舞蹈方阵、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的时候，一个天翻地覆的新社会，还会离我们太远吗。
    这样的舞美理念，即使再厚重，也不是堆砌的。
    但其中个别的环境设置，还是有流于呆滞的地方，如在一间“真实”的房里，让我们看的在门内真实地打着铁的周炳，这样的场景，影响了我进入舞剧观剧的思维定势和兴致。我想，虚与实，取与舍，是舞剧，更是舞剧的舞美设计，最重要的命题。这一点，在道具巧妙合理的运用上，有二处，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一处是“花市”一场中，有一组只用伸开的双臂平托起两捆鲜花，而没有用真实的扁担的男子过场舞蹈，这一妙趣横生的取舍，既降低了成本（笑），又增加了动感，更鲜活了形象与内心，这才是一种舞蹈化的思维、个性化的思维，它带给了我更多的，将是对艺术成因的遐思；还有一处，是出现在表现周炳掩护***人聚会时，场景是，周炳在外屋打铁望风，一块纱幕墙后，以灯光不断影映出***人与进步学生交流的群像，这是一个虚实结合完美的空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铁匠工作间里，就为***人在激情昂扬时，完成了一个举起党旗上的那种“斧头镰刀”的造型，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的依据，这种虚拟，就比后来游行示威的学生，高举起许多的横幅、旗帜和喇叭，来得更为合理、“真实”与“舒适”。
    在我看来，舞剧的服装，是舞剧“表情”中极重要的一环，因为同样受制于“可舞性”，这就迫使服装设计者，不得不最大限度地作实施“简约化、夸张化和符号化”处理与运用的构想。舞剧《三家巷》的服装设计理念，与该剧的舞美设计形成了异曲同工之妙，它也有二个互为补充、交织呈现的语言系统，即：虚拟服饰的与写实服装的系统。特别是它的几套群舞的服装，那水墨画般的色泽、那水彩画般的明丽，在舞台空间中，划出了一道道诗意的风景。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旧军警、封建劣绅等形象的服装设计上，没能让我看到明显的突破与用心。
    好的灯光，是舞美的“精气神”、是舞台的另一个重要语系。但什么是好的灯光，在我看来，凡是能够在剧情展开中，悄悄包裹着我们情绪、提振我们的感观、提升我们对作品理解高度的灯光，就是好的灯光。好的灯光，不仅能有创意地交待和描绘环境与时间，更应当主动承当起传递作品“言”外之意的责任。舞剧《三家巷》里，就悄悄地、炫耀地出现过多次这样的“会说话的灯光”——当区桃中弹，全场静默的那刻，只有灯光，强烈剌目、笔触锋利的侧光，构画出一个悲壮的群像······此时无声胜有声啊，此时的灯光，就是无声的呐喊、是真正的戏剧主角、在这个全剧的情感制高点上，爆发的灯光，照亮了我们心海的波澜。
    舞剧《三家巷》的创意是深远的，而它的呈现，却又是如此“给力”，所以，我们总会在最动情之际、最悲伤之时，不忘给予惊艳亮相的它，以掌声的奖章。
    也带给了我上述种种的断想。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年轻人永远最风流。而当这生命的风流，与革命的洪流合二为一，世界，便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当我们走出20世纪的“三家巷”，迎着21世纪的星光，我们就坚信，理想的光芒，总会在前方闪亮。

                                              2011年6月5日清晨完稿·广州